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3个表征性空间

 

在空间生产的视角下，表征性空间是与使用者关联最为直接的体验性空间，代表着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因此当讨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的表征性空间时，不可或缺的是对后工业时代特征的解读。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Debord）在《景观社会》中将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分界描述为“商品的堆积”与“景观的积聚”之间的区别[8]。由于社会对于商品的必要性需求在工业时代已经被过量满足，而生产力的不断增多又必然要求商品生产量的不断增加，因而通过各种途径创造新的价值需求成为后工业时代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空间生产的目标从工业时代对时间使用方式的约束与界定转向了后工业时代对人类个体注意力的吸引与争夺。

 

 

在后工业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算法时代的来临，方寸之间的屏幕看似能容纳大千世界，实则成为数据采集的无尽“黑洞”。采集用户信息反馈到数据中心，建立用户模型进行预测再精准投放，成为互联网时代新的信息生产模式。基于算法的数据采集与反馈补偿机制形成了后工业时代的一种精神驯化。在这种精神驯化之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信息交互方式正在以人为主体的兼收并蓄、综合判断转变为以机器学习为主题、不断进行单向强化的信息回馈。

一个个算法生成的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逐渐形成。个体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信息模型里，理性分析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逐渐被弱化。原有交流沟通模式下不同观点的争鸣、不同世界观的碰撞正在被更具一元性与排他性的思想规训所取代。而近期“元宇宙”等热门概念的兴起仿佛也预示着在不远的未来，机器算法与人工智能或将取代物质世界与真实的人类个体，成为推动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

 

“信息茧房”代表着后工业时代由机器算法带来的伦理危机。资本驱动下的技术发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未来，是每个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诚然，制度层面的补救措施诸如“数据隐私保护”“数据资产入税”等已逐渐被提上日程，然而回归到空间生产，城市更新中创造什么样的公共空间来抵制算法时代技术扩张对人性和伦理的反噬，成为摆在设计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区别于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社会资源的主要传递方式也从工业时代以资本、产业等物质要素的转移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知识的创新与信息的传递。“技术”已经成为后工业时代社会运转的核心力量，以科学家、工程师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力资源及其所具有的知识集成和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后工业时代最具价值的生产资料。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工业时代社会生产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区位优势、空间距离，已经被后工业时代所要求的时间管理能力与信息通讯效率所取代。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的组织成为后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核心。

 

以时间的使用方式为出发点来看空间生产，时间的价值与生产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即低下的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对应着廉价的时间，而随着生产力的增多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时间的价值也相应提高。如果说在工业时代，空间生产所调节的主要对象是工作时间的使用方式，那么在后工业时代，技术革新对专业技术阶层的随时在场与随时在线的诉求，使得对工作时间以外的自由时间的计算、调节与支配成为社会结构与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

 

 

 

城市更新中对原有空间生产方式的修正与反思，必须直面后工业时代城市空间正义的诉求。空间正义并非是一个先验的静态目标，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对原有空间生产模式空间约束力的消解、对时空压缩带来的信息过载的反思、对图景消费时代的疏离，以及对互联网技术反噬带来的“信息茧房”的批判。由于互联网时代算法经济操控下的时空秩序与后工业时代所必需的自由时间和冗余空间天然相悖，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表征性空间以回应后工业时代对于自由时间与冗余空间的需求为目标，强调功能的叠合，强调创新与激发，强调交往的随机性，实现了从效率性工业空间向日常性后工业空间的转化。

 

 

以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中的杨树浦电厂更新为例，设计者以后工业时代空间的再生利用为导向，在对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社会情感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等进行综合评定之后，对原厂区工艺流线、场所场地肌理、原生植物和遗存特征物等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杨树浦发电厂从工业时代的效率性空间向后工业时代的日常性空间转变打下了物质基础。





基于系统梳理的结果，各工艺流线中已经拆除但未能进入工业遗产评估流程的缺失部分，如“煤工艺流线”的转运站、“取水工艺流线”的泵房和“净排水工艺流线”上的设施建筑，其地下结构作为记忆线索被适当留存，进而再生进入日常生活可被体验的情境之中。日常化的原工艺空间有着更为丰富的空间层次、更具包容性的使用功能，例如对原“取水工艺流线”设施进行改造后形成的泵坑艺术空间可容纳艺术展演、攀岩等多种活动（图10、11）。

 

以煤工艺流线为例，设计者通过功能转化与结构梳理，将原来输送煤的空间转换为输送人的空间，并在塔吊预留了可以供水上餐厅使用的多功能空间，输煤管道目前作为党建服务驿站的展示，未来也可以成为展厅的阶梯等。更新后的工业空间提供了更多的冗余度和容差性，有效消解了时空压缩以及信息过载对人们吸引力的过度消费，使得人们的新的空间中获得了多维度的日常性感官体验。

  

 

由此看来，2019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hanghaiUrbanSpaceArtSeason,SUSAS）择址杨浦滨江，并以“相遇”（encounter）为主题，不仅在城市层面上展示了杨浦滨江区域百年工业遗迹从“生产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的转变（图12~14），更为重要的是让新的杨浦滨江区域以新的日常性中心的面貌回归城市。此后，在长达5.5km的杨浦滨江岸线上，系统梳理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的公共艺术、异彩纷呈的展览活动形成了一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共生、碰撞的城市图景，仿佛印证着列斐伏尔关于“进入都市的权利”的宣言，即对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旗帜鲜明的反对以及对都市中心区异质性的期许[9]。

 

4结语

 

在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的理论框架下，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有如下3个显著的特征。

 

1）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对工业时代时空秩序的重塑，实现了从被自然、工业所支配的空间向被生活、公共所取用的空间的转变。

 

2）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空间表象体现为确定性与非确定的共生，在工业时代的确定性中剥离封闭的藩篱，建立了对经济循环客观规律的遵循原则以及对场所历史的锚固状态，而在锚固态之上所游离的非确定性所呈现的时空冗余度与多元包容性，则对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人文特征做出了有力的回应[10]。

 

3）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再生的表征性空间则体现为对日常性的回归，它以先天的微观地理优势与城市脉络关联，作为后工业时代上海社会结构调整与空间生产模式的有机补充，成为城市空间正义新的载体[11]。

 

不同于针对单一案例的静态式研究，笔者试图将上海市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始终不断更新变化的后工业时代城市景观空间，纳入既有城市工业区产业转型的时间背景与城市有机更新的空间背景之下进行重新审视[12]，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为主要切入点，提出了以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模式，探究了后工业时代城市公共空间再生过程中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类似区域的城市更新设计与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与模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