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形象：现实增强的历史
中山岐江公园竣工开放一年后，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成员国大会上，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在世博历史上以及国际展览局历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事实上，自1999年昆明园博会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就已启动，最终的世博园区位置选定于上海原江南造船厂的厂区旧址，并以此为基础，扩展至黄浦江两岸众多滨江工业区，成为上海城市更新中以棕地生态治理、工业遗产保护、滨江生活重塑的先导和样板[29]。
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在总结世博会园区后续利用与上海城市整体发展的关系时，专门论述了世博园区的历史延续作用：“世博梦想其二是建立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和谐并存的试验场。上海世博会大量的老厂房改建实践，应该成为城市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面旗帜。这里反映的是城市生命体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连接，不同新功能载体的不断提升，并且对建筑物与其运行进行多次适应性改建；既减少了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以及世博会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同时又保护了城市文脉和精神遗产。”[30]有趣的是，在世博园区规划设计的早期，这些历史延续的观念是基于未来的维度提出的，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状况对后世博时代城市发展问题而提出的系统提案，吴志强称之为“pre-post”。
作为一个整体，与规划建设和场馆改造同期进行的当然包括景观的设计。景观设计与建筑单体设计的不同也在于其并非就一个具体的物质实体进行实践操作，而是必须面对较为复杂的系统：遗留的工业遗存旧址需要甄别保护并更新，而作为工业/仓储用地的场地需要进行棕地生态治理，并统筹短期大事件（megaevents）与长期生活的城市更新与功能迭代。
这些复杂的状况在不同的城市更新实践中得到了讨论。在荷兰NITA设计集团设计的世博主题公园、俞孔坚/土人设计团队设计的世博后滩公园等重要的公园景观设计实践中，除了场地内涉及的复杂工业遗产更新之外，还包括复杂的原有工业遗产功能更新和建筑保护利用。叠合场地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在探讨如何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一种更为系统的思考，从而整合趋于碎片化的区域及其中要素。
为回应场地滨江的特质，这种整体性观念还体现在更宏大的时空尺度。无论是世博公园①还是世博后滩公园的景观设计，相关设计团队均提出基于生态原型和修复理念的“滩”的概念，并针对这一历史原型，分别进行了研究，但两者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回顾诸如传统水利设施和农业遗产的传统智慧之后，世博公园提出一种类似“滩”的形态生成概念，而后滩公园则提出一种“滩”的生态修复理念；前者基于后工业现状尝试塑造一种自然的历史景观，后者则努力从后工业现状的修复中尝试回归历史中的自然景观。尽管如此，它们最终的设计都指向“整体形象”的塑造[31-32]。
为回应场地滨江的特质，这种整体性观念还体现在更宏大的时空尺度。无论是世博公园①还是世博后滩公园的景观设计，相关设计团队均提出基于生态原型和修复理念的“滩”的概念，并针对这一历史原型，分别进行了研究，但两者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回顾诸如传统水利设施和农业遗产的传统智慧之后，世博公园提出一种类似“滩”的形态生成概念，而后滩公园则提出一种“滩”的生态修复理念；前者基于后工业现状尝试塑造一种自然的历史景观，后者则努力从后工业现状的修复中尝试回归历史中的自然景观。尽管如此，它们最终的设计都指向“整体形象”的塑造[31-32]。
如果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后工业景观设计在城市更新中呈现出一种“整体形象”，那么在后世博时代，后工业景观则逐渐成为一种上海滨江城市更新中占主导的景观类型。10余年间，以上海世博园区为标志性城市更新的历史起点，沿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多处“锈带”的城市更新项目相继启动规划设计并最终完成，工业遗存逐步从前期的保护更新和再利用，过渡至后期以后工业景观为主要城市形象的城市公共景观。
这里，上海世博园区提供了足堪仿效的模式，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超常景观，作为“整体形象”的历史观念，赋予后工业景观在城市更新进程中重构城市记忆的能力。正如朗西埃所言：“历史/记忆并不是通过世界的标志来读解一个世界的意义。它提供的是供效仿的范例。……历史/记忆的时间与历史/真实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一旦出现了颠覆性的怪异事物，那么我们的时代中，记忆就越来越像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庙宇，意味着那些尚未被表征出来的东西的庙宇。”
这里，上海世博园区提供了足堪仿效的模式，创造了后工业社会的超常景观，作为“整体形象”的历史观念，赋予后工业景观在城市更新进程中重构城市记忆的能力。正如朗西埃所言：“历史/记忆并不是通过世界的标志来读解一个世界的意义。它提供的是供效仿的范例。……历史/记忆的时间与历史/真实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一旦出现了颠覆性的怪异事物，那么我们的时代中，记忆就越来越像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庙宇，意味着那些尚未被表征出来的东西的庙宇。”
另一个大事件为城市中的工业遗产带来更新机遇并塑造后工业景观的例子，是2022年首钢工业园区更新改造为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作为北京冬奥会新增设的单板自由式大跳台项目主赛场，并未如常规选址那样选择自然景观的“置入”，而是选择对城市中心区后工业景观进行“重置”。经过多轮比选，“综合考虑赛事组织、赛后利用、城市发展等因素”，单板自由式大跳台项目主赛场最终选址于首钢工业园区[33]。
与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同时进行的，是设计者对群明湖公园后工业景观的设计。在总结设计理念时，总设计师朱育帆着重阐述了关于场地3个不同阶段历史“共时性”的理解：“因借‘后现代性’的他山之石，风景园林专业在应对后工业空间转化时，一定程度上可以更有效和诗意地整合场地资源、转化场地功能、满足社会需要。而群明湖作为当代复杂城市环境的缩影，也许可以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为城市更新过程中杂糅要素和复杂条件的梳理、保护和改造提供一种观念和操作的可能性。”[34]其中对场地历史整体性的考虑，因借“后现代性”实现的空间转化，既是一种观念，也指向具体的操作。
在具体设计实践中，就是将场地内的历史对象视为一个遗存整体，成为“后现代性”空间转化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在朱育帆指出的4种设计策略中有3个方面（水平无限性、去总体化、氛围）涉及历史观念，通过对工业遗产“后现代性”的解读，解析出特定的空间转化策略，从而实现工业遗产的景观化处理。“后现代性”的去除中心、历史多元和碎片化特质，使对工业遗产景观化的处理旨在建立关系和主题，从而在“整体形象”层面体现出当代的平等。朗西埃称之为：“在事物再生产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关系，不仅仅用的是各种被再现之物的平等关系，而且所有的物质都可以成为形式和主题。”[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