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中后工业景观 场所氛围的历史

即临景观：场所氛围的历史

 

波兰诗人切斯瓦尔·米沃什（Czes?awMi?osz）在论及诗歌意象的建构时谈道：“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接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受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35]历史真实性问题的显现，与每个人直面景观时产生的时间向度和存在感受密切相关，也是与大事件、大叙事、大历史相呼应的某种抵抗。人们面对景观时产生的历史感使人们在与景观的互动中“有我”，并将“自我”注入景观之中，达到情景交融的“无我”状态，从而实现“物我两忘”的境地。这或许是景观自古以来对人类而言的本质意义。

 

如果说以中山岐江公园为代表的是第一类新中国工业生产遗存，而以上海世博园区、北京冬奥会首钢园区为代表的是第二类国家民族工业发展遗存；那么，相较于这2种在时间性上逐渐拉长的、基于工业革命遗产保护范式的后工业景观，还有另一类更为长久的工业景观，反映或体现的是在更长文明史范畴内的遗存，那就是采石遗存和矿业遗存。这类遗址多数具有资源属性，不可再生，且伴随漫长的采掘历史，跨越了人类文明的多个重要发展阶段，而其严重破坏自然、遭受遗弃直至荒废的历史，则多与工业革命以来的能源需求、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可谓“兴也由是、废也由是”。

 

第三类工业遗存不仅反映工业革命以来的产业变革，还体现出更长时段的产业历史，超越了狭义的“后工业”概念，指向人类生产方式和人地关系，从而在后工业景观的设计实践中，更多地引发人与自然的哲思。近年来，针对这类工业遗存所作的实践，也具有与前两类工业遗存迥然不同的更新范式和历史观念。事实上，众多矿业遗迹的更新和再利用案例，如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南宁园博园7个采石场花园（以落霞池、峻崖潭、飞瀑湖和双秀园为代表）、南京园博园的未来花园等，都展现出对于人类工业遗迹的当代历史思考，呈现出更新再利用的多元可能性。

 

在王向荣设计团队2018年完成的南宁园博园7个采石场花园设计中，与将“试图消除或隐藏采石地貌”作为生态修复策略相反，王向荣“对于不存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的采石坑”采取了“对宕口陡壁进行一定消险和避让处理，并在平坦地带辅以人工客土，顺应自然过程，种植相应的植物”的策略，以减少对后工业时代人类活动痕迹的消除，并加速废弃采石宕口的生态环境修复，最终让其“沉淀为城市中的一片荒野”[36]。

王向荣对人类矿业遗存形成的异质景观采取独特的历史解读角度，从而形成“展示人类矿业遗迹，体现矿业发展历史内涵”的景观设计策略，使人类创造的后工业景观从与自然的异质对立，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没有人类在场的在场”——工业景观遗迹本身体现出人与自然长时段的历史关系，在这里展现出人类逐步缺席、自然逐渐回归的当代过程，即人类通过自身的缺席，深刻地理解当代的新型人地关系。亦如Zumthor在谈到他的矿业遗址设计时的历史感所表达的：“我更愿意为那‘缺席之物’而非为‘失去之物’创造一种存在感。因此，我试图激发对不复存在之物的感受，或唤醒场地内既存之物遗失已久的语境。”

 

与此同时，尽管体现出更长时段的人类矿业文明的发展是这类后工业景观的显著特征，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但这些基于事件性景观的园博园模式的景观实践，与世博会、奥运会在级别、规模、效应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在城市更新中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高长军等也认为“大型博览会建筑与景观延续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建筑景观的物质性与生产过程的事件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南京园博园整体设计的全周期设计过程后，提出南京园博园“将场所中的多重时间维度纳入前置的建筑与景观设计是超越事件性景观的一种策略”，并进一步定义了大型博览会建筑与景观中存在的3种时间：地质性时间、社会性时间和事件性时间[21]。

 

在理论研究中引入时间性维度来讨论后工业遗产的景观设计，进而对其中的历史观念加以宏大叙事的“祛魅”，使“整体形象”的历史建构通过景观设计得以重构、消解乃至超越，在人与景观的即时互动中创造属于当代的即临感，从而回归时间的当下本质：互动的景观、感觉的时间以及在场的历史。工业遗产景观化的方式也从“对象物”符号和共时的“整体形象”，向对个体更具意义的“即临景观”演进。

 

落实到设计策略和具体手段上，系统的物转换为碎片的重组，而“整体形象”转换为即时的重构，这种新型的“人-景”互动势必使其中的历史观念也由纵深层面的时间性向更为水平性的即临状态转向，从而加深人与景观在感觉层面的连接。正如朱育帆对工业遗产景观化的总结：“文化意义的创造性和遗产对待的合法性要求风景园林视角下的工业遗址不仅需要在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之间取得平衡，还需强调动态可持续框架下的工业历史、文化生活、生态自然等概念，用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活态变化的眼光手段对待工业遗产，使之具有多样性和有机性。”[38]这种对“文化意义的创造性和遗产对待的合法性”的重视，势必使“即临景观”的历史观念，在保护更新实践中不断动态深化，以取得更为人性化的、瞬息万变的平衡。

 

5结论：后工业景观作为遗产之镜

 

后工业景观同时处理工业遗产对象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承载产业历史和人类记忆，最终实现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棕地生态治理。在形成全新的后工业景观过程中，尽管其价值维度和保护理念在当前研究和实践中被不断深化，但后工业景观在城市更新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念，并未被深入探讨。本研究以朗西埃的3种历史“诗学”的表现形式为基点，通过对近20年来一系列后工业景观设计实践案例的分析，解析出“对象物”“整体形象”“即临景观”3种历史观念，在后工业景观设计实践中，通过具体景观实践分别以“符号生成”“现实增强”“场所氛围”的方式实现对当代历史的景观建构。

 

当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后工业景观是一种当代对历史的建构活动，其中的观念建构则构成设计的核心价值之一。这意味着更新的工业遗产既非历史真实本身，也无法真正回答当代的原真性问题。

这个悖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工业遗产景观化的过程，既是对工业遗产对象的当代保护，又是后工业时代对遗产对象及其周边环境的重塑，这2个方面均对工业遗产景观化产生影响；而对其中的历史观念作价值阐释时，必须采取当代策略加以统合：后工业景观在其形成过程中蕴含的历史主义必须在设计进程中同时处理历史对象、历史观念并完成历史建构，从而使相关遗产在城市更新中呈现出景观化的状态。但是，必须注意这些历史观念是在遗产保护的挑战中生成、在当代重构的探索中深化的，势必处于动态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

 

诚如艺术史家乔治·库布勒（GeorgeKubler）在《时间的形状：造物史研究简论》中感叹的那样：“从那些在任何瞬间都无法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可估计到现在的空虚；只有当几乎不存在无法实现的可能性时，现在才好像是充实的。”[39]城市更新中的后工业景观，正在以3种历史观念所指引的设计实践（甚至更多元的未来），实现对遗物的关照、对形象的塑造以及对现实的肯定，使我们生活的城市不断通过景观化的更新，以遗产为镜，令当下充盈；同时，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城市中后工业景观的设计实践中，也体现出历史观念的流动性发展，从而回应历史的遗存、建构当代的生活、塑造未来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