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分区与现代理论的受纳
1932年，受战争形势影响，国民政府暂定西安为陪都西京，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规划建设事宜。西安园林管理处亦组建成立，由技士卢树荣④担任主任并统一管理公园事务[32]。西安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莲湖公园成为展现城市面貌的重要部分，因而于1933年“重行布置”[33]。市政机关取代教育机关成为公园事业的主体，带动专业人员加入建设活动，使当时广泛传播的西方规划思想得以引入内陆，为公园建设提供了系统性理论知识的引导。
根据1933年的相关史料，此次修缮在莲湖公园形成了多个功能性分区的雏形。首先是水景游赏区，莲花池仍作为主景，另添置“三小池”作为配景。其次，改“蔬圃”为苗圃区。再者，添设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改农家东侧的方塘为儿童游戏场等，形成活动区[34]。1935年，莲花池东部空地新建岳维峻⑤纪念塔[35]，设花坛、花圃等配景，又形成一处布局规则、轴线明显的纪念区(图4)。
为调和不同区域的园景差异并使之有序联结，建设者有意布置花坛及柏树树阵分隔纪念场地与西部水景，并借助园中“高低相差，随处各异”的地势丰富移步易景的游赏体验。经过“重行布置”，莲湖公园整体景色“为西京市革命、建设两公园及民教馆所不及”[34](图5)。但是应当指出，虽然围绕莲花池的园林化布局基本留存，但是为呼应政治地位、树立城市形象而进行的仓促建设，以及功能性建筑、设施的杂糅置入，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园整体的山水田园面貌。
为调和不同区域的园景差异并使之有序联结，建设者有意布置花坛及柏树树阵分隔纪念场地与西部水景，并借助园中“高低相差，随处各异”的地势丰富移步易景的游赏体验。经过“重行布置”，莲湖公园整体景色“为西京市革命、建设两公园及民教馆所不及”[34](图5)。但是应当指出，虽然围绕莲花池的园林化布局基本留存，但是为呼应政治地位、树立城市形象而进行的仓促建设，以及功能性建筑、设施的杂糅置入，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园整体的山水田园面貌。
单就前述建设活动所隐含的功能分区理念以及系统的园景组织手法来看，专业人士的直接参与无疑提升了公园设计的专业化程度。执掌公园事务的卢树荣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39]，陆费执、黄以仁、吴耕民等早期引介造园理论的前辈人物都曾在其就学期间执教。
负责园区测绘、设计园亭的余文照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土木工程学系⑥[40]，也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和专业训练。此外，20世纪30年代，西安民间学者如孙经天⑦[41]等人为擘划“西京”纷纷引入田园城市、城市分区规划等涉及分区思想的理论[42-43]。结合卢、余二人的求学经历和当时理论探讨的专业关切，不难理解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在公园规划建设中的渗透与应用。
与莲湖公园“自在”的规范建设与“自为”的理论导引相近，随着专门负责城市建设事宜的市政机构不断完善以及专业人才的出现，更多内陆自建公园的营建逐步由非专业性向专业化演变。如开封龙亭公园与成都少城公园最早均由地方长官辟设，而后相关市政机构成立并主导公园的增置扩建，曾于法国攻读造园和观赏园艺的李驹即参与了这2个公园发展时期的规划设计。1930年前后，童玉民的《公园》和陈植的《都市与公园论》相继成书，后者还被列入“市政丛书”，间接应和了这一时期专业化的机构、人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公园地位的持续提升与巩固此时显现出双重影响，一方面，其规划设计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在专业人士的理论指引与实践参与下渐趋规范、理性；另一方面，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公园更为被动地切入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更多地呈现出中西结合或杂糅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