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的地方风景整治是莲湖公园创建的基础，而后的1928年初创、1933年修整、1942年重建是其近代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3个节点，分别在池山格局、功能分区和用地整合上逐步完善了公园的形态建置。其中，持续的水渠、园池疏浚源于水景营造的传统，使公园保持了以水为胜的园景特色。设置规则式花坛、局部轴线、纪念性构筑及服务设施等显然是受到西方影响的结果。
不同于沿海开埠地区城市公园自建设伊始就在总体布局及构筑细节上表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特征，与莲湖公园类似的内陆自建公园的“自在”形制多是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推进，在地方公共园林的基础上借助传统园林池山廊榭之布局与构成，逐步由山水田园向都市公园整体演化，继而实现从本土基底到中西并置的转变。
不同于沿海开埠地区城市公园自建设伊始就在总体布局及构筑细节上表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特征，与莲湖公园类似的内陆自建公园的“自在”形制多是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推进，在地方公共园林的基础上借助传统园林池山廊榭之布局与构成，逐步由山水田园向都市公园整体演化，继而实现从本土基底到中西并置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从军阀统帅到教育厅、园林管理处和市政处公益科的主导力量变化，见证了近代市政系统的不断完善；从公园因其公共性被认为优于“私园”，到公园关乎民众教育，再到公园被视为都市的形象表征和必要设施，体现了近代公园认知的逐步扩展；主导公园建设的冯玉祥、黄统、吕光渭、卢树荣、余文照与魏涵等人，其社会身份不同，对于公园的认识以及参与规划设计的专业程度亦不同，则反映了近代造园实践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主力更迭、认知增进、专业强化亦是近代内陆自建公园建设发展历程中所普遍呈现出的“自为”共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政治影响、专业分化与大众需求等“自为”力量仍在交锋中不断塑造着莲湖公园的面貌。改革开放以前，因筑路占去北区使公园面积大为缩减，东部碑像则在政治运动中拆毁，基本“没有进行必要的建设”；改革开放后，由西安市建委委托西安市古代建筑园林设计处在1986年进行改建规划，重新运用“传统手法”围绕旧莲花池细致叠山理水，提升“园林化”的组织布局，并集中增建了一批仿古建筑，是对于传统园林及建筑形式与设计手法的再探索；新千年以来，在不同的行政要求下则有免费开放、园墙拆除、建筑翻新、园内经营性场所整改等因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功能性拓展[36]。
通过西安莲湖公园营造管窥近代以来我国自建公园自在与自为交织的发展历程，其历史经验对于寻求适应当代社会所需的公园形态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1)行政方面，较为明确合理的艺术风格和功能定位应作为公园长期存续演化的稳定基础，避免其成为政令更迭的“背景墙”和“试验场”；
2)专业方面，园林营造传统的延续和现代规划设计的“理论自觉”，均推动了大众教化与游赏，但“专业化”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应结合灵活、有机的多方参与，规避“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51]的弊病；
3)大众诉求方面，需要职能完善、均衡发展的城市建设襄助公园经由“更新”之机“减负”，重新回到风格的塑造和艺术性的追求中去。
致谢:本研究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西安市档案馆保管利用处赵勇先生和长安大学周瑞同学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