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尔年代价值的启发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李格尔⑦(AloisRiegl)1903年履新帝国皇家艺术与历史古迹研究与保护中央委员会总督[7]，保护法律提案的导言是一篇名为《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⑧[8]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古迹保护工作的开端。文中以“纪念物”泛指文物、建筑等在内的历史遗存物，按其创造意图分为有意为之的文物和无意为之的文物，直面保护工作中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冲突，相对系统地定义了价值体系。其中，纪念价值分有意而为的纪念价值、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⑨，为递进发展关系，现今价值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李格尔将年代价值与历史价值作区分，认为历史价值产生于文物所代表的某一领域中人类活动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越接近于原始状态，则历史价值越大；年代价值建立在对时间必然流逝而生的自然或人工痕迹明确感知的基础上，以文物为触媒激起生命周期的感觉(图1)，
既反对有意破坏，也反对文物保存与修复——前者源自科学反思，后者赖于直觉、情感，具有普遍有效性。这也令年代价值成为难以用单一标准定义丈量的价值，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利益需求、文化背景、情感诉求，会形成差异甚至矛盾的判断(图2)。
值得注意的是，李格尔将年代价值与历史价值作区分，认为历史价值产生于文物所代表的某一领域中人类活动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越接近于原始状态，则历史价值越大；年代价值建立在对时间必然流逝而生的自然或人工痕迹明确感知的基础上，以文物为触媒激起生命周期的感觉(图1)，
既反对有意破坏，也反对文物保存与修复——前者源自科学反思，后者赖于直觉、情感，具有普遍有效性。这也令年代价值成为难以用单一标准定义丈量的价值，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利益需求、文化背景、情感诉求，会形成差异甚至矛盾的判断(图2)。
李格尔的理论对西方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奠基性意义，尽管后世学者指出历史决定论[9]、评价的矛盾性[10]、价值的主客观属性[11]等受囿于时代的问题，但其在历史、艺术、普世情感等维度的思考[12]，对当代观者主体性与文物自身物性两极的强调[13]、价值体系动态开放性和应用性[14]等对于百年后的世界，仍有显见的启发意义，《都柏林原则》中有“尊重年代价值和重要的痕迹或标记”。
工业景观规模庞大、外观异质性突出、新近记忆鲜活，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类型之一，也因功能的颠覆计划和自身的脆弱性而极易发生损毁。年代价值理论一方面突破了对历史价值最高点的单一崇拜，认可包括现今在内系列时间切片及受限变动的合法性与价值；另一方面，它诉诸普遍效力的感官知觉、情感共鸣，由显见而真实的年代外观直接激发，无须科学、逻辑甚至智识加持。
李格尔将环境的整体氛围视为无可比拟、不可替代，须与历史建筑本体一样立法进行保护[15]。工业厂区的设立与废弃都是科学技术持续进步背景下人与土地深层互动的表现，由此形成的景观痕迹及在场的氛围体验，对遗存整体性保护及展示、地方特质发掘等均有重要意义。
重拾李格尔，意在将工业景观与器物、历史建筑、街区等一同纳入更广泛的人造物遗迹范畴，延拓遗存价值认知的阈值、复合度和开放度，并积极寻求再利用的实践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