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人与建成环境关系研究的发展

多学科视角下当代西方人与建成环境关系研究的发展、转型及趋势

 

摘    要：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走向存量更新的发展模式，深入思考人与建成环境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人居环境建设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方向发展。西方社会在20世纪由快速城市化引起的学术思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城市空间认知研究，从多学科视角探讨了人与建成环境间相互影响的互作关系。通过梳理近几十年来涵盖多个不同学科的人-境关系研究，从认知及空间意象、现象学、社会及自我认同视角对相关概念和研究维度进行了系统解读，并结合当下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探讨了人-境关系研究在新时代的应用途径和发展趋势。最后指出随着数据挖掘和量化分析能力的提升，经典理论研究也应与数字化技术深度结合，进一步解读现象产生背后的机制与动因，将人-境关系研究在精细化城市规划与管理时代推向全新的维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城市在经历了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公共空间衰退及场所认同危机后，开始提倡城市人文精神的回归，包括城市规划、人文地理等多个学科都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人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这不仅涉及复杂多元的主观感知，也受到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载体的直接影响。环境行为和环境心理学理论的研究为明确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早已提供了诸多分析和解释途径，在以建成环境为主要对象的城市研究中，学者也致力于系统解析空间认知规律，通过识别与之相关联的物质空间要素，为空间生产的逻辑提供更多依据。这场现的学术思潮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城市空间认知研究，进一步探索了人类的空间需求及城市环境的运作规律。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传统物质空间为基础的人与建成环境的关系在互动方式、交互程度方面都呈现出了诸多变化，使传统研究方法和经典理论面临不少挑战。因此，本研究重新回归人与建成环境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内涵，对多学科视角下既有人-境关系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梳理，并结合新时代技术发展为城市研究所带来的革新，探讨人与建成环境的互作特征及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研究在城市转型背景下的推进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1  人-境关系的内涵及发展

 

人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本质上是动态及持续互相影响的，关于这一基本共识的达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有关“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的探讨，二者作为建成环境研究的核心概念，对于其内涵的解读共同界定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宏观语境。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和拉尔夫作为该领域早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都指出人对环境赋予的特定意义(meaning)是将其从“空间”转化为“场所”的关键，脱离社会关联的“空间”仅可被描述为物理意义上的“地点”(location)，而“场所”则是包含了一系列个人情感、象征意义和真实体验的价值性空间[1-2]。

20世纪50年代—21世纪初，各学科围绕“空间”向“场所”转变这一议题，针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和深层含义不断探讨人与建成环境的互作规律，同时衍生出了许多分支及概念术语，试图对现代化发展下的城市空间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回应。这一时期所提出的主要概念从多学科视角共同构建了以人与物质空间为基础的经典理论框架，持续影响着在此之后人与建成环境的研究，并根据研究立场与侧重的不同分为以下3个维度。

 

1.1  基于认知及空间意象视角

 

这一视角的研究以人的感知为出发点，关注的是理解空间的心理过程。早在1956年，博尔丁就使用“意象”(image)来形容人们通过现实感知到的一系列连续图像，认为这些图像不仅指导我们的行为，也是解读周围环境信息的方式[3]。林奇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意象”的概念，并通过调查访谈等实证研究发现，人对环境优劣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能被人所认知的程度，即“可识别性”(legibility)，而影响“可识别性”的特定空间构成要素也相应地成了城市设计当中的关键[4]。

 

林奇的城市意象学说被普遍认为是城市设计学科的核心成就之一，它的意义在于首次向以城市环境为物质主体的研究中引入了人对建成环境的体验。“意象”的概念体现了我们感受空间的连续性，库伦开创的城镇景观学说(townscape)则将其尺度进一步扩大，认为城镇景观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一系列场所有序连接起来而形成的序列景观，各个场所特征的总和构成了整体的独特性，而人们在空间内的探索和走动则能进一步促进序列景观的形成[5]。

 

直至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坎特在剖析使用者理解空间的心理过程时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场所包含了人在其中的行为、设想及空间的物理属性[6]。与此同时，为了将场所研究进一步向空间设计的方向推进，亚历山大从使用者的角度解析了城市景观的空间设置，并将建筑物与空间、个体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不同尺度上的组合(pattern)，以此作为创造空间的参考模板[7]。亚历山大的成果为之后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与该领域的其他学者一起，通过了解人类行为在公共空间领域的运作规律，重新发展定义了从空间使用及体验角度评价建成环境质量的一系列框架和语汇。尽管这一分支的研究多数停留在理论阶段，本特利极具开拓性的著作《建筑环境共鸣设计》(Responsive Environment)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基于人类行为的城市空间设计导则[8]。在众多此类型的尝试当中，位于丹麦的扬·盖尔和他的“公共空间研究中心”也进行了一系列以人为本的设计实践与研究，根据人的社会活动基本需求，确定了包括安全感、舒适度和愉悦感等评价公共空间设计的标准，成功地将人类心理健康作为场所体验的重要元素融入设计当中[9-10]。

 

这一领域的研究普遍从人的心理认知规律出发，最终回归到环境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上， 并以人类活动为载体，探讨了场所体现自身意义的方式。在这一过程当中，空间作为二维的、单纯的视觉体验对象被拓展为动态的、涉及时间和人类体验的全方位场景，视觉空间特征作为相对明显且容易控制的因素，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当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适于操作的方法，因而在建筑学、风景园林及城市规划设计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1.2  基于现象学视角

 

该领域的人-境关系研究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其所主张的认知论认为没有所谓客观存在的真实，对真实世界的体验即是其意义，关注的是人体对所处世界的主观感受和体验[11-12]。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为舒尔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舒尔茨认为，场所精神代表了特定环境当中所有物理及象征意义的总和，并归纳出决定场所精神的三大感知类型——对区位的感知、对方向的感知和对领域的感知。这意味着人在环境当中，通常都有将自身价值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倾向，而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感知，更能使得物质空间与精神情感上产生联系，从而区分出所处的场所，并赋予它们意义[13]。

 

段义孚将研究重心置于人对环境的情感依赖上，使用“内在性”(insideness)和“外在性”(outsideness)来表示人作为环境一部分的感受，甚至进一步区分了“场所感”(a sense of place)和“本土感”(rooted-ness)，前者表达了对环境抱有的积极态度，后者则是一种在家一般的归属感[14]。拉尔夫认为，空间特征、活动功能和象征意义3个相互关联的元素共同构成了微妙的空间感受，不同的个体通过各自的生活体验赋予空间不同的意义[2]。杰克森则通过在场所感受中引入时间的概念，主张场所感可由同一人群在履行共同的时间表和相似的时间感受方式中产生[15]。

 

至此，大部分早期的学者尽管在理论上阐述了人感知空间的方式，却因为感知维度的复杂性使得概念难以得到清晰界定，现象学视角的人-境关系研究大多基于研究者第一感受的实地调研，以主观经验揭示特定场所的表征和品质[16]。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受此启发开展了从存在-现象学(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角度的尝试，调查特定个人和团体在具体场景下的体验[17]。 诺格[18]关于景观体验的研究和西蒙[19]对于现实世界的地理阐述都是这一类研究的例子，他们不再只专注于研究者的感受，而是试图平衡研究者与参与者的个体解读。

 

现象学视角的研究聚焦在人对于所处环境的主观感知，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所获得的体验亦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福祉，因有研究表明人与自然的接触能有效增加社交活动，并因此增强居民集体意识和归属感[20]。近年来，随着我国“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公共健康视角下的人-境关系研究正逐渐将建成环境的生态和服务功能与人本健康相结合[21-22]，使用者主观感知到的环境健康效应由于更接近实际的心理、行为和健康结果[23]，能为健康城市的指标体系优化提供实证支撑，进一步拓宽了人-境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1.3  基于社会及自我认同视角

 

这类研究将人与环境的关系置于社会科学及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自我认同理论下进行阐释，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一般由社会经验发展而来，最终使个体能够将自我与他人及物质环境区分开来。普罗夏斯基在1978年首次提出“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的概念，将场所认同视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与性别认同、政治认同和种族认同等相并列，是个体关于物质环境的记忆、感知、解读及相关感受的总和[24]。

 

自从引入场所认同的概念之后，研究者都试图以此为模型来阐释人对于物质环境的相关认同过程[25]，然而由于场所(place)及认同(identity)这两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其他衍生的概念来互相区分。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便专门用来形容人对高度熟悉的环境所产生的感情[26-28]。当场所依赖值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便认为自己归属于该场所，这一情况适用于从社区、家庭等小尺度环境到国家、城市等大尺度场所，这一分支的定量研究方法在过去10年得到很大发展，一系列相关指标和量表被用于描述认同过程中情绪的调动程度，然而要清晰判定由场所依赖上升为场所认同的临界点却十分困难[29-30]。布雷姆等采用了2套刻度来衡量物理和社会层面的场所依赖，要求参与者对相关环境和社会因素根据重要性进行评分[31]。斯特德曼也提出过一个意义协调模型来识别环境中能形成场所感的关键元素，该模型是场所精神理论的延伸，同时囊括了认知领域[32]。

斯特德曼将场所依赖度和满足度作为衡量场所认同的2个有效方面，并提供了用于分析的统计模型。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城市环境快速变迁的背景之下，也开始关注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和移民搬迁等特殊条件下的人地关系，并基于场所依赖等理论探讨空间形态变化对使用者日常体验及环境偏好的影响，以此为导向提出人本视角的城市更新及景观规划策略[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