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公共绿地支持在地交往活动的情感增效途径研究

小型公共绿地支持在地交往活动的情感增效途径研究

 

摘要：小型公共绿地能支持在地交往活动，继而强化积极情感，在绿地日常使用机会减少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提升活动者在有限活动机会中获得积极情感的能力。总结了调控活动的发起形式、强化活动的社会联系性、提升活动的空间可供性3条情感增效途径，比较了3条途径的情感增效能力，提炼了促成高、低情感增效结果的正、负空间组态，分析了组态单元中的活动特征。

 

研究发现：在增效途径上，提升空间可供性相较于其他2条途径能更好地促成情感增效；在空间组态上，fsQCA适合提炼面向情感增效的空间组态，由此提炼得到4类正向促进组态与3类负向抑制组态；在活动特征上，正向促进组态单元活动彼此协调，公共型、低强度活动情感增效潜力被激发；负向抑制组态单元活动彼此干扰，亲密型、高强度活动情感增效能力被削弱。研究成果能为健康效率导向下的小型公共绿地建设与更新提供参考。

 

小型公共绿地具有提供多样使用方式、丰富接触共享机会和维系邻里友好关系的作用，是支持在地交往活动的重要空间场所[1]。相较于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的大型生态绿地与风景区而言，小型公共绿地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效益。由于具备访问便捷性、规模宜人性和空间布局灵活性等优点，小型公共绿地更易于满足在地交往活动的空间使用需求[2]。

 

对活动者而言，空间使用需求的满足是健康效益得以保障的关键[3]。这种效益集中表现为“环境-同伴-活动主体”三元联结带来的社会适应能力。在英国，国民信托组织高度重视这种能力，呼吁在城市绿地中植入集体健身、感官体验、志愿服务等在地交往活动，认为这不仅是重塑居民生活场域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减轻社保服务压力的“社会处方。

 

当前尤其应该关注绿地日常使用机会减少导致的健康效益下降问题。伴随着加班常态化、通勤长距离化与学习高压化，必要性活动充斥着日常生活，通过延长绿地活动时间来实现健康增值的做法或仅适用于部分老年群体；此外，在新冠疫情常态防控要求下，“去共享化”生活方式已然盛行，这势必会减少绿地日常使用机会。

 

如何让活动者在有限绿地活动机会中实现健康增效，是风景园林学科亟待思考的问题。在地交往活动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邻里游憩活动，同伴的介入带来了新的“空间-活动-健康”逻辑，虽然部分心理学与行为学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逻辑，初步建构了调控活动的发起形式、强化活动的社会联系性、提升活动的空间可供性等积极情感增效途径，但由于缺乏对这些途径增效能力的比较与对具体绿地空间环境特征影响情感增效情况的分析，以健康效率为导向的绿地建设与更新依据尚不充分。综上，本研究将比较小型公共绿地中不同情感增效途径的增效能力，分析绿地影响情感增效的具体空间环境特征，由此帮助提升活动者在有限活动机会中获得积极情感的能力。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生来就有与周围环境及他人互动的潜力，而这一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支持人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有赖于人与所处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认为在不同层级系统中，微系统最贴近人的日常生活，强化微系统与人的协调关系有望实现最快、最优发展。小型公共绿地作为社区微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居民最熟知的环境要素与感知最强烈的社会意象，是实现情感增效目标的宝贵城市资源。不同学科在研究中虽然均发现在地交往活动是发挥绿地情感增效作用的关键中间环节，但对情感增效的基本原理认识有异，形成了围绕在地交往活动的3条情感增效途径(表1)。

 

1.1调控活动的发起形式

 

邻里生活中频繁的在地交往活动有利于强化积极情感、降低焦虑和抑郁风险[5]。由于在地交往活动发起形式与积极情感之间存在稳定关联，对活动模式与活动类型的调控有助于情感增效。触摸、拥抱等面对面交往行为相较于单人行为更利于触发内啡肽反应，加速情绪的振奋和愉悦作用[6]；亲密程度更高的交往活动更利于形成社会支持，缓解心理压力[7]；活动总量的健康收益自然不容忽视，但将原本低强度活动类型调整为中高强度类型，还将形成额外健康收益[8]。也就是说亲密模式、高强度类型活动更利于情感增效。小型公共绿地能通过对内部空间环境要素构成的调控满足特定活动形式的空间使用需求，因而保障亲密型、高强度活动的空间使用需求在理论上是实现情感增效目标的可行途径。

 

1.2强化活动的社会联系性

 

健康与社会行为学理论认为，社会联系能强化社会行为的主观能动性，帮助个体实现无法独自实现的更高层级的发展目标。在地交往活动之所以较一般的邻里游憩活动更利于情感增效，原因在于其能通过广泛联系与深度互动强化社会联系性，在社群层面实现更高程度的健康增值。当前小型公共绿地强化活动的社会联系性的研究丰富，成果表明提升活动的集聚性与参与性是空间调控的关键。

 

如Farber认为社会联系性可被视为活动者的社会接触机会，活动“时空棱镜”是这种机会的重要量度[9]；Moulay提出科学的绿地空间环境配置不仅能集聚更多主动交往的群体，还能增加陌生人之间被动接触的机会[10]；Cao认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需要特别关注广场舞活动，较高的集聚与参与程度已然使广场舞活动成为一种城市文化现象[11]。

 

1.3提升活动的空间可供性

 

从供需匹配角度创设行为情境，是实现情感增效目标的又一途径。环境可供性理论认为人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供需匹配关系[12]，可供性作为特定环境支持特定行为主体的相对属性，是供需匹配关系的集中概括[13]；更高的可供性意味着系统供需关系更紧密、行为情境特征更鲜明、活动者的空间使用需求更易于被满足，这对情感增效有益。在小型公共绿地支持在地交往活动的行为情境中，可供性具体表现为活动的空间适配程度，通过空间专属性与感知适宜性2个方面影响情感增效。

 

一方面，空间专属性作为条件的潜在可供能力，能在客观上强化“同类集中、异类分散”的活动分布规律，这适于活动主体的便捷到访、停留与同类活动者之间的同伴交互，帮助缩短达到情感稳态的时间；另一方面，感知适宜性代表感受的现实可供结果，能在主观上强化活动者对以上规律的接受程度，这适于活动主体主动融入特征鲜明的空间环境并强化同伴交互的共情能力，帮助提升稳态积极情感的强度(图1)。保证活动的空间适配程度能让环境、同伴与活动主体彼此紧密联结，统一于供需匹配的行为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