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内容
2.2.1活动的发起形式
考察活动模式(M)与活动类型(T)2个因素的情感增效影响。活动模式基于活动亲密程度分为亲友约定式(M1)、团体契机式(M2)、生人偶遇式(M3)3类；活动类型基于主导活动的强度分为静坐交谈(T1)、赏景拍照(T2)、休闲聚会(T3)、乐器演奏(T4)、走跑遛狗(T5)、设施健身(T6)、追逐嬉戏(T7)、太极舞蹈(T8)、球类运动(T9)共9类。
2.2.2活动的社会联系性
考察集聚性(Ag)与参与性(Pa)2个因素的情感增效影响。集聚性指受测者所在空间单元活动者密度；参与性反映受测者的社群融入程度，具体考察参与的规模性(所在社群是否为主导社群)、流畅性(活动是否自然、连贯发生)与交互性(活动是否伴随高频言语、肢体互动)综合计分。由于受测者在实际活动过程中集聚性变化较为显著，而参与性相对稳定，调查小组每10min记录一次活动者的集聚性参量，先计算平均值再进行后续分析。
2.2.3活动的空间可供性
通过空间专属性(Ex)与感知适宜性(Ap)反映活动的空间可供性。空间专属性是特定空间环境稳定匹配特定活动形式的能力，通过空间单元中共存活动模式与活动类型组合数的倒数反映；感知适宜性为空间环境适宜活动的心理感知程度，取日常稳定到访、同类场地首选、同伴活动推荐感知的平均值。空间专属性在活动过程中记录，感知适宜性在活动结束后访谈得到。
2.2.4情感增效能力
参考仇德辉“情感的效能性”观点①，情感增效能力(S)即单位活动时间投入换取积极情感强度的能力(式1)。作为一种“性价比”属性，情感增效能力是健康效率的重要度量。
式中，x为第x位受测者；D为活动投入时间(h)；I为伴随活动进行产生的积极情感强度。积极情感强度为“快乐的”“活跃的”“热情的”“受鼓舞的”“精力充沛的”5项情感的平均值，它们出自中文版正负情感量表(PANAS)[14]，通过选择预调查中促进程度排名前5的积极情感而确定。积极情感强度的内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α=0.812)。
为了让情感增效能力在各活动者间更具可比性，引入情感效能η(式2)：
2.2.5空间组态的要素筛选
依照“同类研究证实-反映使用需求-精准便捷导控-整体全面提升”的筛选顺序，对空间组态的要素进行4轮指标筛选(表2)。在首轮筛选中，以3条情感增效途径为线索，确定了生态植被、场地形态、交通可达、活动设施4类共20项初始指标[3，15-16]。为保证关键增效要素不被遗漏，初始指标同时来源于小型公共绿地、大型生态绿地与风景区健康影响研究。
在第2轮筛选中，剔除了居民关注程度＜10%或与D、I相关性均不显著的置石山体、场地铺装、交通整合性、商业设施。在第3轮筛选中，剔除了与乔、灌草量存在概念重复的绿视率及导控便捷程度较低的动物。在末轮筛选中，要求对指标的导控能起到整体全面提升作用，增大当前场地面积会减小其他场地面积，因而将场地面积剔除，提高当前场地与特定场地间的视线连通性，多以牺牲当前场地与其他场地间的视线连通性为代价，这种导控一般并非其他场地活动者所希望的，故剔除视线连通性。
在最终入选的12项指标中，乔木、灌草与水体的构成差异会带来不同的空间使用方式，乔木与灌草多样性的差异会引起审美感知的差异[15]；场地不规整性与场地起伏性是判定空间是否适宜活动的关键指标，当场地过于狭长或起伏程度过高时，活动者即便不使用空间也会认为空间不适宜各类活动[3]；便捷到访性对活动的集聚性与空间专属性均存在显著影响[16]，一般便捷到访性越高，活动的集聚性也会越高，但空间专属性可能会越低；座椅、花架亭廊、健身设施、游乐设施为小型公共绿地中与在地交往活动关系紧密且常见的设施。以上入选指标贴近居民日常稳定到访与空间使用，具有导控的精准性与便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