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意象的建构 从文化建构到身份认同

国家公园意象的建构：从文化建构到身份认同

 

 

国家对于游憩过程中文化传递的定位，以及关于民族形象和文化身份的提炼表达，形成了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体系结构和形象设计的依据，国家文化意象与自然保护的目标交叠，借助于国家公园游径空间的表征传递民族自豪感。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NationalParkServiceOrganicAct)确立了NPS的使命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其免遭损害，为下一代提供等同的环境资源感知机会”。NPS设立了解说教育与志愿者局(AssociateDirector,Interpretation,Education,andVolunteers)(图11)，其中，哈珀斯费里中心(HarpersFerryCenter，HFC)负责媒体解说、展览及环境教育综合解说计划。

HFC致力于发掘国家公园与访客间的关联性内容，将差异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与公共环境资源信息相结合。自1977年以来，HFC设计的统一形制的语言符号系统“UnigridSystem”成为国家公园综合信息标准化的输出典范。1985年，该系统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颁发的首批总统设计奖，被评价为：“实现了设计系统的主要目标，减少了日常决策，从而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内容和创意的质量上。”数十年间，每年有超过2300万册的印刷品持续、标准化输出至超过400个NPS下属的机构和公园，最初仅为国家公园统一形象的传达载体，而今已然成为美国国家公园文化意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国家公园环境的空间表征包含“文本化表征”与“实践化表征”2类路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上而下主导环境空间表征，赋予自然地理要素在国家语境下的文化表达。通过访客与环境持续的实践互动，伴随着空间意义的生产、呈现和传达，于不同维度叠加与输出国家公园地方空间的意象、想象乃至情感。

 

1)文本化表征：得益于UnigridSystem的不断完善，美国国家公园的静态设施、文本信息在连续重构的过程中依然能够持续延展空间中的文化意义。环境解说系统构建的流程始于调查公园环境资源的客观条件，观察并评估访客如何使用现有的解说媒介后，筛选可能与访客形成高频互动的景观场景。场景中被解说的主体对象需具有独特的自然特征或文化属性，解说主体通过阐释特定空间的重要性展开文本陈述，以视觉线索构建参与者的在场意象。

 

2)实践化表征：1886年进驻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的美国骑兵军团，常常需要回答到访者千奇百怪的问题。而为乘客讲述各类神奇自然景观背后的奇闻轶事，也是这一时期国家公园里马车夫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无定式的自然资讯的随机传播，形成了实践化表征的最初天然路径。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由个体自发宣讲演变为如今规范化的管理员解说体系。一线的解说员需要掌握国家公园里具有重要保护、科研、教育价值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知识，从而针对不同的到访群体提供差异化的表达方式与内容。今天的NPS中，通过“解说发展项目”(InterpretiveDevelopmentProgram，IDP)考核认证的管理员才能在国家公园及其他机构项目中开展公众解说服务(图12)。

标准化的解说培训与评估认证被视为实践化表征的重要支撑，能够系统保障并引导访客感知国家公园的价值意义，达成国家文化维度的自然风景社会化表达共识。

 

 

NPS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正式学习机构之一，每年举办超过9万个环境教育项目，为3亿多人次提供服务。预计至2022年，将有超过2600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国家公园的教育计划。少年管理员计划(JuniorRanger)作为国家公园内备受欢迎的传统项目，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由公园博物学家查尔斯·哈威尔(CharlesHarwell)创办的优胜美地青少年自然学校(YosemiteJuniorNatureSchool)。今天，全美已有200多个NPS下属的公园实施了少年管理员计划。年轻一代的到访者由包含图像、文字编码的问答手册引导完成游憩计划，将静态的文本阅读转化为动态的参与过程(图13)。

手册在填涂完成后会交付给管理员，在“保护地球”的宣誓仪式后(图14)，代表少年管理员的徽章和证书会按照固定的流程颁发给完成任务的孩子(图15)。少年管理员的座右铭“探索、学习、保护！”(Explore,Learn,andProtect!)历经数十载的传递，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记忆中的热血召唤。

 

生物学家威尔森(Wilson)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童年时期的自然体验与他今后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的内在关联。国家公园的空间和氛围是一类活态的文化价值，这种抽象的价值特性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叠加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意象认同。当“空间感知”转化成“文化认同”投射向个体，个体将有更强烈的意愿在未来某个时刻因为这份“认同”为环境保护挺身而出。这是国家属性的场所拥有的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通过游径网络的展示、解说及教育传导，以游憩为媒，传递予世界。

 

 

个体意象的形成往往以实地感知的地理空间为基础。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提出“感知到的地理空间要素与身体的大小、感觉器官的灵敏度、可感知范围及个人的主观意图相匹配……具体的事物与具体的个人结合，形成具有个人价值系统的地理世界”[22-23]。国家公园游径空间中的体验通过身体感知与环境互动，在客观空间的表征进程中创造主观意识，培育个人的空间意义。空间环境与单独的个体相关联，每一个具体的人对空间都有独特的体验与认同，进而塑造了对于国家公园的个体意象。

 

群体意象并非是个体意象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共识精神的文化背景下及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所达成的统一价值系统，是社会表征的产物。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提出，社会表征是群体成员之间为了更好地互动和沟通，通过认知、交流和共享等途径来表达对客观事物的集体性理解和认知[24]。即通过社会表征影响个体或群体对于国家公园的认知形成过程，由此建构群体对于国家公园共同的意象图景，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广泛传播的效能。如谈及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山水画卷图景就是一种“象征性风景”的社会文化意象。从千年的诗词流转到当代虚拟空间的分享互动，西湖的“事实美景”早已被社会与美学的标准反复过滤，形成了一类稳定的、穿透表面景象的隐喻共识。

 

然而，地理距离会对群体意象的强度产生影响，周边社区人群规律性的国家公园体验经历形成强关联度意象，随着距离的增加，关联度逐渐减弱，个体意象作为支撑节点形成强度不等的社会关系网，构成个体与国家公园、社区及社会的复杂交互关系。群体意象通过无数个体意象的分化和重组而叠加，逐渐形成一类对于国家公园的情感共识和文化语境共同体，由此，一类深层的民族精神乃至国家意义共识获得了薪火相传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