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知，1865—1911年寺庙与路网中心性的空间相关性最大，1912—1937年寺庙与路网中心性具有一定空间相关性，1840—1864、1938—1949年与路网中心性空间的相关性较小。故而进一步对1865—1937年寺庙的组成部分——寺庵和祠庙与路网中心性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分析寺庵和祠庙在城市中的选址规律。
1865—1937年，寺庵与路网中心性的空间自相关Moran'sI指数均大于祠庙。1865—1911年寺庵与路网中心性的空间相关性最大，直达性、邻近度的Moran'sI指数高达0.510、0.479，1912—1937年的空间相关性也较高。而祠庙与路网相关性较弱，尤其1912—1937年，几乎没有相关性(表2)。
1865—1937年，寺庵与路网相关性远大于祠庙，投射出佛教占据的交通位置的通达程度要优于儒道等民间信仰。路网中心性较高的为城北江宁马路、清凉山、乌龙潭及中华门外等，或水路、城门、桥梁等节点附近，这些地区路网直达性、中间性较高。
1865-1911年，祠庙与路网具有一定的相关性;1912-1937年，相关性很小。1865年，杨洪之乱后，清政府为稳定民心、巩固封建统治基础，在府学、衙署附近兴建祠庙。53处祠庙位于南京府学、衙署的300m缓冲区内，占总数的近70%(裘3)。清末南京的府学、衙署分布于中华路、白下路、司署口和大行宫等地，路网盘根错节，直达性、邻近度和中间性较低，与路网中心性的相关性较低。民国之后，城市建设重心、政府机关向城北移动。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元月，政府颁布“废除星相巫现堪舆办法”，整治全市宫观祠庙，政府机关周围也没有建设像封建王朝时期的祠庙。这时期仅新增三皇庙等g处祠庙，基本上位于路网中心性较低的城南。可见，佛教信仰相比于民间传统信仰与旧制度的联系较弱，而祠庙因政权的转型、城市规划的建设而逐渐边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