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方性景观2010年以来的生态适应与分化

阶段二：乡村地方性景观2010年以来的生态适应与分化

 



 

2010年前后，兰考县乡村生态适应发生阶段演替，其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重构，强制通行点从共性的“三害”治理转向差异化的生态适应，以应对不同村庄的发展需求。乡村地方性景观类型向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性的“一区多类”演化，并伴随着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差异化的景观演化过程(图5~7)。

 

 

 

原生型地方性景观以杜寨村、谢庄村为代表。兰考属平原农区，农业垦殖较早，因黄河长期多次改道泛滥，农业在生态约束下产量低而不稳。县域生态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后，风沙、盐碱、内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低，但仍缺乏稳定的生态种植环境，由此行动者网络发生二次转译。在问题呈现阶段，基层政府困于农业生产效益不高，进而农村发展资金不足，人居环境难以改善；村民因自然条件不稳定、设施落后、生产知识匮乏而持有较低的农业收入，生活水平较低；耕地资源为弱碱性，不适宜种植庄稼，缺乏能匹配资源价值的有效利用；其他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缺乏合理改造与优化利用。

 

作为谋求村内发展思路的主体，村委成为核心行动者。以维持生态稳定为强制通行点，在利益赋予阶段，村委通过耕地价值提升、村民农业收入上升、形成村庄特色农业品牌等目标，引导其他行动者成为网络的联盟成员，进而采用因地制宜的种植方式并人工创造生产环境。沙性土壤适宜蜜瓜、西瓜等瓜类作物的生长，在征召动员阶段，通过土地流转整合村内耕地统一管理，引入温室大棚，人为创造适宜的生产条件。在此基础上，村委动员群众参与西瓜、蜜瓜种植，并优先聘用贫困户劳动力在种植区务工，以带动本村贫困户及弱势群体就业，利益进一步被赋予村民，并排除村民不愿流转土地的异议，两村的农业发展也产生品牌效应。

 

 

在农业发展的主导下，杜寨村、谢庄村分化为原生型地方性，其地方性景观仍以农田为主，耕地中大棚数量不断增长，但土地利用结构和建筑分布格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图5、6)。同时，在农业效益提升的带动下，村庄进行环境整治，但注重传统住宅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在杜寨村，村委进行道路拓宽时，不拆路南住房，以主房不动的原则拆除围墙，为居民加盖统一的门楼(图7)。而谢庄村虽受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影响，但仍在原址保留有谢家双楼这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拼贴型地方性景观以范场村、张庄村为代表。兰考大量种植了防风固沙的树种，如范场村的泡桐林、张庄村的刺槐林，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也成为地方性景观演化的转折点，推动行动者网络二次转译。2010年前后，两村仍为贫困村，问题呈现为生态条件稳定但缺乏核心发展动力，出现新的强制通行点，需要寻求生态化的创新发展路径。范场村种植的泡桐是制作民族乐器的最佳材料，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以民族乐器生产为切入点，在兰考县村镇体系规划中明确“堌阳音乐小镇”“中国民族乐器村”等规划目标，以基层政府代为执行，主导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过程。在利益赋予阶段，政府以范场村中的自然村之一徐场村为示范，带动周边乡村发展。

 

征召动员阶段，政府带动村民利用泡桐树生产乐器，开设制作民族乐器的家庭作坊，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为作坊打工，请专家融合乐器元素对村内景观进行统一改造，接待民乐相关从业者、机关事业单位及游客等入村参观，并与音乐类高校签约作为实践基地，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而张庄村的刺槐林则因生态治理的历史文化成为红色旅游景点。2015年，县委干部调研发现村内较多的闲置房屋，村委通过租金租赁的方式将利益赋予村民及住宅、闲置用地和特色林业等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以发展乡村旅游。在征召动员阶段，县政府组织乡建专家、旅游公司和村民对生态资源、闲置用地、闲置农户院落等进行设计改造，建成“梦里张庄”旅游景区。

 

通过生态要素的征召和有效利用，地方性景观植入新元素并分化为拼贴型地方性。相同的是，两村部分耕地发展为林地(图5)，以村内中心大街为轴线设置旅游景点(图6)。在范场村的景观改造过程中，利用废弃空地和旧砖瓦按照古乐音阶修建游园，在街道融入乐器元素。家庭作坊内院落结构发生变化，乐器经营者在一楼设置展示区、茶室、制作车间等，二楼为生活空间，实现了在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图7)。张庄村在保留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利用当地材料进行装饰，更新建筑内部功能，打通院墙，植入张庄戏院、黄河湾书画院、民俗馆等文旅场所，活化空心院落，部分民居被改造成民宿。

 

 

迁移型地方性景观以东坝头村、姚寨村为代表。黄河滩区既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场所，也是区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问题呈现阶段，在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的前提下，滩区村庄因行洪河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伴随汛期洪水淹没的安全隐患，村民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异地迁建成为解决滩区问题的民生工程。由此，中央政府成为二次重构的核心行动者，围绕规避生态劣化的强制通行点，于2014年在兰考陆续开展移民迁建试点，东坝头村、姚寨村是其中的试点村。

在利益赋予和征召动员过程中，中央政府以政策下达的形式首先把省政府、地方政府、黄河河务部门等政府部门征召到移民迁建的行动者网络中，并将首要利益赋予村民。在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整合部门项目资金、群众自筹和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筹资等渠道筹措迁建资金的征召下，村民住宅、滩区耕地、未利用地等非人类行动者也被动员到网络中，使移民村发生地方性景观和土地利用重构(图5)

。临近黄河的耕地或建设用地进行拆旧复垦，土地流转至村集体，而村庄建设用地迁至镇政府附近的未利用地或闲置耕地。在生态移民的行动者网络中，旧村村民也会因地方依恋与宏观政策产生异议，需要核心行动者排除异议。与整体搬迁的姚寨村相比，东坝头村仍有部分村民居住在地势较高的老村，利用荒废的房屋养殖牲畜。

 

滩区生态移民迁建推动了东坝头村、姚寨村的地方性景观重构为迁移型地方性。搬迁的居民按照家庭人口数分配面积不等的连排独院，经过统一规划，移民新村的建筑分布排列规整，院落结构统一，用地更加集约化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图6、7)。新村普遍没有耕地，但村民在庭院空地种植蔬果等生产农业景观，对移民新村进行自发式、适应性的空间实践，体现着地方性生活方式和耕作习惯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