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3个机制分析

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机制分析

 

伴随着兰考县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约束程度发生变化，乡村面临的问题由外部环境约束逐渐转化为内生性动力不足。核心行动者由县政府更替为基层政府、中央政府等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强制通行点由“集中式生态治理”转向“差异化生态适应”，决定了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阶段演替。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组成发生变化，相同的行动者因作用方式、参与程度等发生变化而产生身份转换，使行动者网络发生二次重构。乡村精英、村委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农业生产技术、邀请设计师改造院落等方式，日渐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力量。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各方行动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治、移民搬迁等工程，从而追求更高的人居环境品质。

 

 

以往的研究着眼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非人类因素在景观重构中的角色被忽视。生态适应背景下，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处于重要地位，如黄河滩区地貌、土壤条件、特色树种，地方性景观在核心行动者的带领下围绕这些自然要素发生重构。而人文因素，如政策、社会因素等进一步对其产生影响。国家陆续出台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与措施，促进村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村貌整治。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兰考县推行“一宅变四园”“四好公路”“沿黄生态廊道”等民生工程，并借助移民工程的政策机遇，高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近年来，“增减挂钩”政策将闲置用地转变成生产生活用地，地方性景观进一步重构。

 

 

不同内外部因素介入打破了行动者网络原有的整体结构，如原生型村庄的农业生产技术介入、拼贴型村庄的产业与资本介入、迁移型村庄的政策介入，导致生态适应方式的差异化。在传统农业型村庄中，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土地规模种植适应自然本底的作物，引入种植技术及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尽量延续建筑的传统风貌，保持着原生型景观特征。

 

在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利用地方性资源和物产，植入手工生产新技术、旅游经营等新产业，带动村庄转型；村委会带头利用闲置地塑造景观节点，展示乡村特色并丰富村民生活；生产经营扩大化导致部分居住空间转为生产车间，建设用地扩张，乡村空间集中生产、居住、娱乐功能，形成新旧交织的拼贴型地方性景观。在沿黄生态脆弱区，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移民迁建工程重塑村庄空间结构与居住环境，原有宅基地被复垦为耕地，村民在新村自发式进行空间实践，将传统生活习惯迁移而来，并与新村建立情感联结，逐渐分化成迁移型地方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