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形胜景观格局的5个形成机理

 

综合景观格局的特征，可进一步推演出构建形胜景观格局的5种基本路径，这些“路径”反映了我国古代人居大环境的营造理念，由此还可窥见形胜营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理法。

 

 

先贤是如何定位标志性、特殊性的关键地理空间？文献记载中频繁出现了关于地标空间的山水“景象”描述(图1)，如黄河禹门“黄河一线天上来，两山突兀龙门开”，舜都蒲坂“河中之洲”，潼关天险“雄险此回环”。同时，这些景象是基于人在山水环境中的“此处”“是处”“至是”“由是观之”，结合观景位置高低、俯仰角度、朝向方位等做出的阐释，最终才能在人的感观尺度下形成有别于实际空间的视域山水景象。如对黄河禹门的描述有“抵龙门下，东西皆层峦危峰，横出天汉，大河自西北山峡中来。至是，山断河出，两壁俨立相望”[12]；舜都蒲坂“远而望之，势体神造，既似乎瀑布之界天台，又似乎蓬莱之横海岛……”[13]，潼关天险“周览城郭山川，眺关河形胜……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14]。

 

可见，相对于宏观自然环境，人的观景尺度是微观的。形胜空间的地标特征，是由人在环境中所感观到的山水景象决定的；此外，这种景象是基于人在环境中的特定位置来观览的。人在此处，才有此景，由此形成观览山水景象的“此在”空间。“此在”空间有时在形胜内部，有时则在其外。这样一来，对形胜地标特征的发掘，即转化为形胜的山水“景象”，和定位山水景象的“此在”空间的确立。

 

 

 

除了山水地标特征，形胜因借险要地形，具有人居地利价值，使其成为区域交通往来的关键枢纽，史料中称其为“形势”④。如黄河禹门“秦晋之交——山绵亘千万叠，横空遮绝不使与之通”；舜都蒲坂“河中之地，左右王都。介雍、豫之交，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以大势论之则为关中陕洛之枢而扼其要。盖形势居要，所谓得之者雄。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15]；潼关天险“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

 

由黄河形胜的形势论可发现，禹门水口一线、蒲坂黄河中洲、潼关巨湾回环……这些特有的山水之“形”，被放置在区域人居的大“势”中审察，进而被赋予了“秦晋咽喉”“两京中枢”“三省锁钥”等新的山水含义，即形胜的形势地利；同时，为了实现这种地利，就要通过人居建设的巧妙选址，来达成对自然险要地形的利用。例如东、西禹庙分别坐落在东岸山脚下的岩穴上与西岸黄河边的石洲中，两庙一线共同实现对黄河收束口的交通控制；蒲州城西控黄河蒲津渡，东锁峨嵋岭与中条山之间的蒲坂关，控据晋、陕黄河两岸；潼关城北临黄河天堑居高临下，南靠秦岭禁谷横断东西，东锁黄巷坂，有“一夫当关”之势。最终，依托形胜，构建了人居环境的山水防御体系，形成了由宏观区域交通关系来决定山水防御建置的形胜选址依据。

 

 

为了将优越的山水资源和大地景观要素纳入形胜景观格局，势必要达成人工建设与自然山水环境的借景关系。例如黄河禹门的明德宫“画阁临崖结构雄，翚飞屹立半虚空”，临思阁“一石峰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绝顶，顶有临思阁”，看河楼“河山胜概，千里一目，亦天下之伟观也”[16]等；舜都蒲坂的鹳雀楼“前瞻中条，下瞰大河”，普救寺“望分条华东南伏，影接星河上下长”，鼓楼“条岭云开丽瞬日，涑水泽远千儒风”，薰风台“君今蒲坂去，门对首阳开”等；潼关天险的山河一览楼“露华泛滟仙人掌，黄河见说来天际”，十二连城“连山堑谷亘西南”，正观塔“直对城西南凤凰山之最峻处”[17]等。

 

 

以上景点所涉及的山水景观要素，有的在基址内部，成为人工建设的依托对象；有的在基址周边，成为人工建设的近观对象；有的则属于远阔的观览范畴，成为人工建设的取景对象。由此形成了以建设基址为圆心，观望四方的视域山水大环，将基址内部、周野四郊及目之所及这3个圈层坐标的全部山水，综合在一个“四望”⑤的山水环幕之中，形成了人居建设的“四望山水”成果。例如禹门“北顾巨峡，丹崖翠壁……西则连山宛宛而去；东视大山，巍然与天浮；南望洪涛漫流，石洲沙渚……渺然出没，太华，潼关，雍、豫诸山，仿佛见之”[18]；蒲洲“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19]；潼关天险“关之南，秦岭雄峙；东南有禁谷之险。禁谷南设十二连城，以防秦岭诸谷；北有洛、渭二川，会黄河抱关而下；西则华岳三峰，耸环诸山，高出云霄”[20]。

 

 

可见，形胜中所有的山水要素，都是通过人在现场环境中的真实感观途径发掘的。以人的感观为媒介，确定了人居环境的一系列观景点位，这些点位即成为坐拥内部山水、据控周野山水、观览远景山水的最佳“取景器”。观景点位上的景观建筑，共同凝聚成一个以建设基址为圆心，环控四方的“四望山水”体系，由此产生由外在“山水坐标”决定内部“观景点位”的景观设计路径，反映出形胜景观格局的观景点的发掘机制。

 

 

 

形胜景观格局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文献中普遍有“人格化”“文态化”“意义化”的形胜评述语境，进而衍生出与潜在自然秩序相契合的深层文化秩序，并依存相应的文化秩序衍生出形胜景观特有的人文内涵。如黄河禹门中的“门”文化：“望见群山，即求罅以当之……谓门以两岸对峙为义，如秦之长门，吴之天门，越之石门，水贯其中而可以涉，可以乱，可以沿溯者，皆可以称之。至于门之左，以瞻门右之阜，河束如带，似可超跃。[21]”舜都蒲坂的“关河”文化，“控据关河，山川要会……若夫外则环以洪流，内则屏以中条……河中之地，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谓洛阳也，与关中为表里，总水陆之形势，郁关河之气色”[19]；潼关天险的“丸泥”文化，“封一丸而求清。若用备不虞，取诸系象，作帮畿之襟带……[22]”



 

 

为实现“心象山水”的景观成果，就必须通过形胜中对景观点位进行标识，将相对宏观和抽象的人文秩序，转化成为可以具象感观的点位关系。例如龙门黄河两岸东、西禹庙之间，一系列标志性建筑隔河呼应、对望的关系(图2)；蒲州城市景观中轴线序列，以及鹳雀楼、普救寺塔、万固寺塔“三点”之间的揽望关系(图3)；潼关麒麟山与象、凤诸山以及黄河砥柱石共同形成的城市“小三角”鼎峙关系(图4)。



通过观景点位的布局关系、轴线关系、视线关系等，人工构筑成为标识人文秩序的手段与媒介，由此形成了形胜景观格局的点位关系构建机制。

 

 

综上4个阶段后，可推演出4种山水景观形态：自然地标的山水，据险防御的山水，环望的山水，文化的山水，它们又可共同凝成形胜的山水。黄河禹门是形胜中的风景建设，舜都蒲坂是形胜中的都城建设，潼关天险则是形胜中的军事建设。虽然人居建设的功能需求不尽相同，但形胜景观格局的内在机理却是相通的，都是通过对山水环境的审察与评价，在因借山水的过程中，将人居需求与自然特色紧密结合，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山水景观”，并形成各维度中人居因素的共有结构，进而将山水、区域、建设、文化等不同类型的空间要素统筹起来，最终由自然地标、区域交通、选址基地、山水坐标、景观建筑、山水人文秩序这六大要素共同构成形胜景观格局的基本空间范式(图5~7)。
 

 

纵观构建形胜景观格局的基本思路，就是根据自然地理空间的特殊性，体现区域交通的枢纽性、山水景观空间的优越性和文化内涵的凝聚性，最终达成多要素和多尺度的整体景观格局，由此形成地理“景象”-区域“形势”-山水“四望”-人文“心象”-整体“因借”的历史实践路径，得出在山水基准-防御山水建置-大环山水坐标-人文山水秩序-人居山水形胜5个阶段性的山水景观营造成果，呈现出一条构建形胜景观格局的方法路径(图8)：

 

1)确定“此在”基准、定位山水地标；

 

2)资借地险防御，选择山水基址；

 

3)收揽大环山水、发掘观景点位；

 

4)赋予人文秩序、建立点位关系；

 

5)缔造形胜山水、构建形胜景观格局。可见，形胜景观格局的本质体现就是在探寻山水空间的内在秩序，寻求地标、地利、地望、文地、地景等不同层面中的山水意义和美学价值，以此指导人居建设，最终凝成人居环境的形胜景观风貌。

 

4结语

 

黄河形胜景观格局的本质是在人居建设过程中因循地利、因地制宜，伴随着区域、城市与风景的规划审度、相址择位，而同时达成的一种“人居营造的山水成果”，即经过升华的“人居化的山水”。本研究对反思山水传统的现代价值缺失，进一步认识山水风景的核心精神，厘清山水风景营造的固有形式和内在结构，揭示传统人居的内核与营建逻辑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启示，对生态基底脆弱、历史积淀深厚的黄河中游地区城乡发展模式探索、本土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