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力活动领域社会生态模型的2个发展历程

社会生态模型与体力活动

 

 

近40年来，社会生态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控烟、儿童发育成长[21]、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9]等领域，作为研究和实践的组织框架与范式。随着对体力活动研究的重视，基于体力活动的社会生态模型得到了快速发展。

根据体力活动影响因素的维度，社会生态模型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早期研究中，体力活动并未形成针对性的社会生态模型，而是建立在健康促进行为的社会生态模型基础之上，以麦克罗伊(Mc Leroy)[9] 和斯托科尔斯(Stokols)[28-29]为代表，总结健康促进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例如，麦克罗伊提出了五层次影响因素，包括个人、人际、组织、社区和政策因素；斯托科尔斯进一步强调了实体环境因素是健康促进行为社会生态模型的重要组成。



第二阶段开始形成针对体力活动的社会生态模型，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行为目的与地域背景的差异。例如，齐姆林(Zimring)[23]构建了建筑场地内影响人们体力活动的社会生态模型(图3)， 并将体力活动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人因素、社会/组织因素和物理环境因素。

第三阶段，国际研究进一步完善，国内研究开始起步[10，30]。此阶段，开始形成基于不同行为主体的社会生态模型，并加强了与其他理论的融合，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以进一步阐明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并促进实践干预。目前已有大量针对学龄儿童[31]、成年人[32]、老年人[33]等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生态模型，其中也涉及针对妇女群体[34]的探讨；融合了马斯洛需求理论[35]、自我决定理 论[36]、互补理论与风险补偿理论[37]等，以讨论模型内部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综合社会生态模型的发展背景及实践，其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体力活动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干预。所有社会生态模型强调除个人因素之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倡导多维因素对体力活动发挥的作用[29，38]，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与政策等方面[11，23，39]。

 

2)强调实体环境的干预作用，并丰富其类型与内涵。初期的社会生态模型并未对环境要素进行明确界定，随后众多学者根据不同体力活动类型、受众群体与发生环境，从空间层级与空间特性等角度丰富环境的维度，从而提高模型的异质性(表1)。

 

3)体力活动影响要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体力活动影响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支持、环境因素与自我效能等个人因素的相互调节(图4)。

 

依托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与需求理论，环境空间设置会影响使用者认知与偏好，即个人动机，从而进一步影响体力活动行为。例如基于步行的需求模型[35]，空间环境可行性、安全性，以及舒适与愉悦的感知程度会影响个人的出行意愿，进而促进或阻碍步行行为。

 

 

综合社会生态模型的发展及其在体力活动研究领域的理论内涵，并结合建成环境的特点，总结体力活动与环境相关性研究及实践需要重视的内容与原则：

 

1)研究需要考虑多维的影响因素，重视环境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协同作用下对体力活动的影响；

 

2)模型需要具备针对性与特定性，确保研究对象行为特征与环境因素的对应关系，明确环境影响因素，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

 

3)实践需要考虑多层面、多学科、多领域的投入，任何基于单一维度的措施并不能对体力活动产生持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