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林盘人居环境营建思考的3个理论分析

摘要：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独树一帜，为世人所称叹。山水文化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以自然山水为载体寄予某种精神需求与价值导向的呈现，具备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属性，其形成过程展现了“形-意-象”转换的逻辑关系与科学智慧。川西林盘是中国典型的乡村聚落形态，是乡民于川西平原山水自然之中赋予精神创造的景观物象。

以山水文化“形-意-象”逻辑关系为整体思路，以“人-情”“物-景”为两大方向，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数理统计、地理信息技术等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探究川西林盘人文精神需求和物质表征的价值导向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相应的营建办法，致力于“人-情-物-景”的交流与融合，继而建构起川西林盘人居环境营建的整体思路与方法。旨在秉持发扬国故传统、与古为新的精神，以川西林盘为代表寻觅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之路。

 

中国乡村一贯以自然为本。近现代以来，新思潮涌入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导致城乡二元分化、乡村人口流失、农业衰退[1]。舶来的营建思想和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掩过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智慧，不少乡村建设出现社会生态崩坏、生命周期短、核心价值丢失等问题[2]。

 

文化强则民族强，新时代的中国要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创新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山水文化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所在，自古就对人居环境营建具有重要影响，其思想在《管子》《周易》《园冶》等古典著作中早已有所呈现[3-4]。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作为最基本的地理空间系统，是人居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乡村人居环境营建正在经历新的跨越式发展，亟待对人文精神(人-情)与物质空间(物-景)协同共建的思想理念与方法路径进行实质性探索。

 

川西林盘“象山引水”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国乡村聚落和中华农耕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其生长、发展、成型遵循天人和谐之道，与山水文化的表述方式、理念本质相契合[5]13[6]。综上，本文对传统山水文化理念、林盘营建特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探讨，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1山水文化理论解译

 

1)山水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山、水原为不同的自然之象[7]。陈寿《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载：“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地理意义的山与水开始被连为一词见于文献之中。左思《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王羲之《答许询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荫”，《兰亭诗二首》：“散怀山水，萧然忘羁”，“山水”已可指代自然，代表着天地万物的根本属性，被给予人的精神情感。山水文化是以自然为本的人文精神表达，讲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文精神与自然智慧有机融合，演化出了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趣[8-10]。

 

 

2)山水文化中的“形-意-象”。山水文化源于山水而又复归山水，古人将自然山水与艺术、文学、信仰等关联，使得山水常被赋予更多意义，并借助某种媒介表达。而表达往往被赋予创作意识而得以再次升华，其实质是物质与精神“形-意-象”的相互转换。“形”指事物的本相，即事物原有核心本体及其性质、形态、样貌等，山水文化中的形便是以山水为代表的包括蚕、林、鱼、虫等在内的自然。

 

“意”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人思维的一种抽象概念，同时也是事物所流露的情态，或是某种思想感情经过升华而融入事物的精神境界。“象”即是一种复合的呈现或表达方式，是“形-意”关系转化的媒介与载体，山水诗画艺术、园林景观、道法教义便是“象”。本文对“形-意-象”的理解与应用不仅限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意-象”的三元关系同样适用于同一体系中主、客、媒介之间的两两互动，或三者间的相互验证、转化与融合。

 

 

 

“林盘”属中国传统聚落景观体系的四川盆地聚落景观亚类(图1)，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与景观为一体的复合型乡村人居聚落形态，因竹木繁茂，小巧如盘而得名，又因广泛分布于川西平原及周边地区，故又称“川西林盘”。成都是川西平原腹地，也是典型林盘的集聚之地[11-12](图2)。

 

川西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冲积扇平原，周边名山胜景不绝，其内土地辽阔、物产丰盛、气候宜人，适于耕作和人居。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约4500年前的古蜀宝墩文明时期，平原已出现早期农业与相当规模的向心式聚落，林盘就此萌芽[13]。但平原自古多水涝、灾疫、战乱，早期林盘聚落依赖山水同时趋向于与林木、田地等相生相伴，宅、林、田共生相护的空间形态基本形成。也因如此，蜀地历史上长期持续着治水事业，经历过多次有组织的大型移民活动，其中以李冰治水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和明清“湖广填四川”影响最甚[14-15]。

 

公元前267年，秦昭王命李冰治蜀，期间“冰凿离碓，辟沫水利之害，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百姓飨其利”，从此平原之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水已全然融入林盘的林、田、乡宅之中，林盘遂也进入稳定发展阶段[16]。宋末至清初，蜀地反复陷入战乱，土地抛荒、林盘锐减，为恢复生产、改善经济，政府多次组织修治都江堰和移民入川垦荒，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甚至持续了百余年之久。清末文人傅崇矩《成都通览》载：“现在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林盘饱经风霜后再生并呈现出星罗棋布、阡陌交通的平原胜景[17](表1)。

 

古代车马不便，平原群山阻隔远离中原，受王权和儒家正统文化影响甚微，因此古蜀人思想相对自由洒脱，加之常年与山、水打交道，便形成了崇拜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观念文化。其中，因势利导、变害为利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蜀文化的典范，平原乡民亦是因此养成了闲适淡然、不拘一格的自然生活态度，正如《汉书·地理志》载蜀人“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

 

移民时期“凡流域开垦居住者，将地亩给予永业”，为了圈占、扦插更多膏腴田地，移民多以小家形式迁居平原，子女成年后会再分居迁驻，由此使得林盘家庭人口量一般较小，邻里乡亲便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常相帮助。同时，移民带来的原籍技艺、文化、习俗等融于蜀地，使蜀文化更加多元和包容。

 

移民后期，同乡同族聚落不断发展，随着人口增多，土地变少，受到生产资料和耕作便捷的需求限制，林盘的人口、户数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便不再扩展，因此林盘规模普遍较小并呈高密度分布，这也进一步促使林盘形成了自然随性、易于知足、善于接纳、敢于变通的民情风貌，以及无强烈代际束缚、自主力强、有合作意识的社会生态机制[18-19]。

 

林盘物景营造受地方环境、观念文化与社会民情的共同影响，整体上以大田为基底呈“大散居小聚居”分布，具有明显群系特征，为平原织起一张乡村社会与景观生态系统相融合的大网。而一个个林盘聚落草树云山、渠水萦绕，如绿岛浮面，其间要素更是取形、取材、取色于自然进行塑造。平面上看，屋舍排布随性但彼此照应，林、田、水、宅相映成趣；立面上看，屋舍掩于林间若隐若现，夹道而入又豁然开朗[20](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