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前考古遗址公园往往存在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高，但知名度、可视性、观赏性、游览性、配套服务和体验性差等问题。游客仅凭图、文的静态介绍，很难理解和认识其蕴含的价值，所以会产生“没得看、不好看、看不懂、不爱看”的直观游览印象。探索情境化设计方法在史前考古遗址公园中的应用，以上宅文化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例，对景观空间序列、遗址保护、文化赋形和新技术赋能的情境化设计展开研究，以期处理好遗址“保护好”与“利用好”之间的关系，呈现特点鲜明、惠及民生的史前考古遗址公园，实现文化资源活化与薪火相传。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1]。史前遗址距今久远，一般指商周以前的人类活动历史时期，主要包括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及远古时代的人类遗址与遗迹[2]。目前，史前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出土器物原始，遗址面貌多呈现为一片荒地或农田，不具备典型的观赏性；另一方面，考古成果专业性较强，非专业人士很难理解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针对上述限制因素，如何解决遗址和出土器物可看性不足的问题，增强遗址文化内涵的可读性，让公众喜闻乐见，成为史前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的首要难题。
情境化设计正是研究并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方法，人们会在某些特定的场所产生特定的心理情绪，而这种场所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情境[3]，情境化设计就是通过有效的设计方法，将人与物质空间联系起来形成互动，产生具有某种关联的情境感知，进而引发人的情感共鸣。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情境化设计可以针对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等不同功能分区展开，再现历史风貌，这里的再现并不是在遗址上实施实体复原，而是通过模拟复原展示、模型解读、标识说明和数字技术等多种展示方式，让遗址“活”起来，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平衡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达到史前考古遗址公园良性循环的目的。
本文以上宅文化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为例，旨在探讨运用情境化设计手法串联公园的空间结构，基于考古遗址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激发各要素间的多维联系，围绕遗址价值的保护、展示、阐释、传播，找寻可以突显史前遗址价值内涵的景观呈现途径。
1国内外对史前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与研究
1.1国外的实践
以史前遗址为依托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做法在国外早有先例，其中以欧洲部分国家、美国和日本最具代表性。欧洲主要是将遗址保护与美化城市相结合，美国大多将遗址融入自然，日本则尝试了以动态体验的方式进行遗址展示与游览互动，这些国家的实践都为史前遗址的情境化设计积累了宝贵经验。
欧洲是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19世纪初就已从搜求古物艺术品转为完整地发掘、保护和展示大遗址[4]，许多案例都是将遗址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开展的，如位于爱尔兰都柏林市北部以展示3座大型石墓为主的博因遗迹群，如今已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的史前巨石艺术展示地，展示出欧洲史前时期的社会、经济和丧葬习俗。
美国对于史前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大多在保存“原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史前遗址的真实性。例如，蒙德维尔考古遗址公园就是将土墩组成的遗址以覆盖绿植的手法，将遗址融入周围自然环境中，用生态恢复的手段保持了遗址原貌。
日本最初对于遗址以“现状保存”为主，后来逐渐重视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在遗址保护的前提下，采用复原和重建的手法还原遗址环境。同时，更多地关注公众的实际体验需求，以动态体验的方式进行遗址展示与游览互动。日本的吉野里历史公园就是将遗址覆土回填保护后，再用同比例模型复原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景，并通过沉浸式的趣味体验活动，使参观者产生进入历史情境的感觉，进而了解弥生时代的文化。
1.2国内的实践与研究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前遗址分布极为广泛。自2010年国家评定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历史走向了普罗大众，也向世界展现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2021年11月，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更是被首次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我国史前遗址数量巨大，据笔者统计，在已公布的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史前遗址数量达470余处，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则更多，但建设成为考古遗址公园的极少。目前在已评定公布的3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史前考古遗址公园仅有8处，而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是由于史前遗址普遍埋藏于地下，年代久远，观赏性差，大众不易识别，同时又缺乏针对此类公园的具体设计手段，导致仍有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史前遗址仅被回填保护而未进行展示利用。
目前，从情境化设计角度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的研究多集中在有系统文字记载之后的历史阶段，对于史前时期的实践与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因此本文结合设计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