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游憩服务指标选取
为科学评估研究区域游憩服务潜在能力和已有开发水平是否匹配,本研究从游憩潜力和游憩机会两方面构建游憩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游憩潜力是指在不考虑已开发游憩景点的情况下,根据研究区域内自然资源的生物物理特性、社会条件和生态功能评估研究区域提供游憩体验的能力[27],同时考虑国家文化公园中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最终选择游憩自然度、游憩文化度、游憩美感度3个准则层来表征游憩潜力;游憩机会是指利用游憩潜力的现有可能性,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服务设施有助于吸引游客前往游玩,因此选择游憩便利度和游憩舒适度2个准则层来表征游憩机会。
遵循游憩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以及数据可得性、可量化和典型性的原则,最终筛选了15个与研究区域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表2)
遵循游憩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以及数据可得性、可量化和典型性的原则,最终筛选了15个与研究区域密切相关的评价指标(表2)
1)游憩自然度。自然环境是生态空间游憩利用格局的基础[22],游憩自然度表示了空间的自然属性和生态环境现状。自然属性包括生态空间的海拔、坡度[22]和资源环境本底[28],而植被和水系是环境本底中两类重要的环境要素,故选择地势地貌丰富度、植被覆盖度和到水体距离作为评价游憩自然度的指标。
2)游憩文化度。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概念是文化,文化相关指标的选取是国家文化公园游憩服务评价体系构建的关键。通过前文对国家文化公园内涵的梳理可知,区域内文化资源包含长城遗存资源和长城相关文化资源两部分,根据《建设保护规划》和《北京市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2018—2035年)》可知,研究区域内的长城相关文化资源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景观②,包括军防村镇文化、抗战红色文化、交通驿道文化、寺观庙宇文化、陵寝墓葬文化和历史文化景观等多种类型。
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包含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166个;名镇名村包含中国传统村落和北京市传统村落,共计22个;历史文化景观是指因长期人地关系互动而流传至今的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景观,包括关沟七十二景、燕京八景、怀柔八景和妫川八景中落入研究范围内的历史文化景点,经过文献、史料梳理统计,共有37处,故长城相关文化资源点总计255个。笔者在对长城遗存点和长城相关文化资源点空间位置识别的基础上进行核密度分析,同时根据最小累积阻力(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MCR)模型,利用用地类型及坡度作为阻力面,计算点位的传播度,将计算出的核密度和传播度结果作为游憩文化度的测度指标。
其中文物保护单位包含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总计166个;名镇名村包含中国传统村落和北京市传统村落,共计22个;历史文化景观是指因长期人地关系互动而流传至今的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景观,包括关沟七十二景、燕京八景、怀柔八景和妫川八景中落入研究范围内的历史文化景点,经过文献、史料梳理统计,共有37处,故长城相关文化资源点总计255个。笔者在对长城遗存点和长城相关文化资源点空间位置识别的基础上进行核密度分析,同时根据最小累积阻力(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MCR)模型,利用用地类型及坡度作为阻力面,计算点位的传播度,将计算出的核密度和传播度结果作为游憩文化度的测度指标。
3)游憩美感度。视觉认知是人类对景观最主要、最直接的认知方式[29]。景观视觉评价是评价者在观览、游憩的过程中对景观信息的感知、挖掘和识别结果的体现[30],包含评价者对景观特征的感知和印象,也包括景观美学质量优劣评价,故选择景观丰富度、视觉敏感度和视觉品质度作为确定游憩美感度的指标。
4)游憩便利度。路网通达性可表示到达一个地区的难易程度,反映了一个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社会交流机会的大小[31]。本研究利用MCR模型,以土地覆盖类型和坡度为基础数据计算到达各个地区的MCR值[32],并叠加路网密度得到路网通达性指标。研究区域距北京市中心较为偏远,游客主要选择乘坐公交车或驾驶私家车等方式到达,除路网通达性外,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也是衡量研究区域游憩便利度的重要指标,笔者将公共交通设施分布点和公共交通线路两项指标叠加,计算公共交通服务密度,并将公共交通服务密度和路网通达性作为衡量游憩便利度的指标。
5)游憩舒适度。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助于增强游憩体验感和提高游憩舒适度[8],故选取基础设施、休闲服务设施和文化 服务设施密度作为评价游憩舒适度的指标。采用泰森多边形方法,计算各类设施的服务范围,进而确定分布密度,以此为依据判断各个区域游憩舒适度现状。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区、停车场、加油站和卫生间4类;休闲服务设施包括酒店、餐馆和超市3类;文化服务设施包括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4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