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游憩服务的5个优化策略

整体游憩服务优化策略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内现有高潜力空间已基本完全被利用，仅有少量高潜力-低机会地区可考虑依托现有资源进行点状开发。随着北京市进入减量发展新时期，区域内的游憩资源利用也将面临由“增量”向“存量”、由“提速”向“提质”的深刻转变。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发展建设的背景下，为保证区域内现有游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笔者在上述结果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源整合、融合发展的视角提出针对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游憩服务优化策略。

 

1）全域：整体保护，深入整合。历史文化遗存的整体性包括功能完整性、结构完整性和视觉完整性，它们分别赋予遗产功能价值、空间元素与美学意义，保证遗产价值完整保存[3]。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整体性不仅要保护遗存本体，也要保护其赋存环境，以及遗存产生的历史基因、民俗氛围等等。经过上述游憩服务评价可知，长城沿线尚可开发利用的高潜力用地仅有4.46%，且分布分散，面对这一现状，全面整合、优化提质将是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发展的主要方向，需构建全域游憩利用体系，系统谋划核心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点整合方式，探索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模式，吸引多元主体广泛参与，以文化资源深度整合作为催化剂，激活全域社会、经济、生态等多重效益。

 

2）高潜力-高机会地区：协同联动，提质转型。高潜力-高机会地区多分布在人口密集或邻近城区的位置，内部多包含已开发游憩景点，承担较大游憩压力，在未来发展中需提高现有游憩景点的游憩服务效率，从全域尺度优化游憩资源功能性布局、区域尺度提升整体游憩服务能力、游憩景点尺度规划文旅产业系统3个方面推进现有游憩资源融合性发展。

在全域尺度，通过“京畿长城”国家风景道体系的建设，带动分散的优质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现代文旅资源点的开发建设；在区域尺度，以马兰路、古北口、黄花路、居庸路和沿河城5个重点片区为代表，通过重点片区内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的规划将片区资源就近整合；在游憩景点尺度，建构长城价值阐释与展示体系，打造文旅融合产业链，提升文化内涵展示水平，提供多维文化服务。平谷作为高潜力-高机会地区面积占比最大的区，区内的马兰路重点片区可被设置为提质转型试验区，优先进行资源整合发展。

3）高潜力-低机会地区：点状复兴，深度激活。高潜力-低机会地区应是未来游憩开发利用的重点，但因多分布于管控保护区内，不宜大力推进旅游观光，故建议采取“针灸式”点状复兴手段，以现有长城遗存点、相关文化资源点以及良好的自然景观环境为依托，小范围开发新游憩景点，发展多种游憩活动。在长城沿线的关口、城堡、堡寨等传统村镇中，倡导适度开展文化旅游，提升现有乡村民宿接待水平和能力，打造“长城人家”“长城村落”等品牌。同时在新游憩景点周边增加交通、餐饮和住宿等基础设施，提升局部地区的游憩机会和服务品质，缓解高潜力-高机会地区现有游憩景点的游憩服务压力。

4）低潜力-高机会地区：规范制度，合理发展。有15.99%的低潜力-高机会地区位于管控保护区范围内，为更好地保护文化资源，平衡好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应尽快制定国家文化公园相关规范制度，对长城本体及其赋存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措施，引导不利于长城保护的旅游产业合理转型。区域内资源构成复杂，涉及文化局、文旅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林业局、园林局等众多管理部门，如果想要高效整合现有游憩资源，则需要打破保护、规划、建设等部门界限，形成政策引导监管的联动协同机制，为国家文化公园发展的各个环节提供平台保障。

其余84.01%的低潜力-高机会地区多位于城镇周边的低山区，其内部的现有游憩景点，大多同时拥有优质便利的交通系统和舒适充足的服务设施。可应用“长城文化+”的概念，重点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外溢辐射效应，结合现代文旅资源构建文旅融合区，推进长城品牌化经营，如延庆开展的“长城文化+体育”主题活动，构建体育运动旅游产品体系，促使现有游憩景点成为多元产业发展平台。

5）低潜力-低机会地区：生态修复，基础保障。研究区域不仅承载着游憩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功能，同时还在保护首都生态环境、构筑北京生态屏障等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进一步开发利用之前，应对全域进行生态安全分析，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风险防范，对局部区域进行生态修复，为游憩发展打好坚实的生态基础。低潜力-低机会地区面积在全域面积中占比最大，基本位于远离居住聚集地的山区林地，大部分自然保护区位于此区域。

为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自然生态系统，此区域不宜开展大规模游憩活动，在自然保护区以外可适量发展低影响的生态旅游模式，开展包括森林康养、自然教育和户外拓展等多种类型的生态旅游项目，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增加生态游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