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协同调节机制
人与自然的协同作用是乡村生物多样性维持的重要调节机制，包括多样化的农业实践和可持续性的土地管理、多元交融的人居聚落营建以及顺应自然的风俗信仰与生态智慧等。
1）农-林-草-湿多要素耦合、多生境共存维持机制。在乡村区域，农、林、草、湿作为乡村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维持着与其相适应的农地、林地、草地和湿地生物物种多样性，而且农、林、草、湿镶嵌交错形成的乡村复合生境网络维持着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提升了乡村生物多样性。
2）乡村农林牧渔共生维持机制。在乡村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乡村共生模式，从混农林业、林-农复合系统、间作套种模式到鱼菜共生、稻鱼共生等模式，乡村的各种农林共生、农牧共生、农渔共生模式在提高单位土地空间产出的同时，维持了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3）乡村边缘生境维持机制。农田地块的边角地、农田与林地之间的边缘带、乡村篱笆、干砌石堡坎、土路等乡村边缘生境是乡村生物的重要栖息地，既为本地植物生长提供场所，也为野生动物活动提供迁移走廊[29]。
乡村边缘生境由多种植物组成，包括自然生长的野花野草，这些草本植物的花和种子有益于传粉昆虫和食籽鸟类的生存。乡村边缘生境有助于野生动物在整个农业景观中迁移，为小型哺乳动物（如鼩鼱和田鼠）提供掩护，也为猫头鹰等珍稀猛禽提供理想的狩猎场。
4）“三生”空间交融多元模式并存维持机制。乡村聚落作为重要的生活空间，与乡村生产空间（农林牧渔空间）有机交融，多元模式并存，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格局，包括平原乡村的“林盘”（如成都平原乡村[30]）、丘陵乡村的“丘-塘-林-居”（如川中渝西地区的方山丘陵区乡村），以及山地乡村的“山-林-田-塘-居”[31]、南方客家村落的“风水聚落群”[32]等。
各种乡村聚落格局将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房屋、水系有机融合，在满足村民生活便利舒适，美化人居环境的同时，为植物、昆虫、鸟类等物种提供了适宜栖息的生境。乡村聚落成为乡村区域物种聚集的集中场所和乡村的物种种源之一。
5）乡村生态智慧维持机制。在乡村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协同共生，乡村地区的原住民积累和形成了大量以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ecologicalknowledge,TEK）为主的乡村生态智慧体系，如稻田-陂塘系统、桑基鱼塘[33]、圩田、山地梯田等，这些蕴含生态智慧的系统使得农林牧渔生产过程与自然本底和谐交织，有利于自然过程的连续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提升。
6）乡村风俗和宗教信仰维持机制。一些农业物种在乡村地区及其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乡村生产及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或发挥重要作用[34]。
在中国，自古就有“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取用有度”资源保护思想，而以堪舆学指导营建的神山、龙山、风水林、风水树、风水塘等乡村设施则往往成为重要的生物避难所[34-35]，具有极为关键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在日本，民间的森林信仰也使乡村自然森林得以良好保留[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