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北部平原水乡城镇群的3个城镇群研究进展

【目的】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中，历史上的江南水乡城镇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激发并推动了地区发展。研究旨在厘清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城镇要素和水要素的双向作用关系，进而揭示地区城镇群组织的在地智慧。

 

【方法】基于地图资料的梳理、归纳和分析，使用地理信息空间工具对民国时期浙江北部平原水乡城镇群的地理分布特征、河流组织逻辑和“镇-水”关系进行推演。

 

【结果】在宏观区域尺度，将组织机制归纳总结为“中心-边缘”“聚落-河流”“城镇群-水网”3个方面的特征。

 

【结论】在历经百年的环境变迁和演化过程中，水乡城镇不仅是地区历史文脉的物质延续，也是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双向选择和互动的物质空间载体，可在未来环境适应和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发挥集群协同的地域优势。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1]的政策背景下，区域合作与城乡统筹发展愈加得到重视。小城镇作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坚环节[2]，在县域治理层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协同共进作用。2022年4月，浙江省发布全国首个小城镇集群建设评价办法[3]，旨在凸显美丽城镇的组团效应。

 

 

江南水乡城镇①营建并非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对历史阶段初具一定人口、产业、空间规模的水乡聚落进行梳理、筛选和重构后发展而成。其中，城镇在群体层面上保留并延续了历史阶段聚落的空间格局，表现出以下3方面的演化特征。

 

1）在地方管理上，城镇体系由扁平化转向垂直化。传统市镇作为非行政建制的人居单元，孕育了活跃且自由的市场活力，并在良性的协作竞争关系下推动了城乡二级中间地带的聚落发展。比较而言，现代行政体系将小城镇和农村纳入地区建制中，重视“市—县（市、区）—镇—村”的垂直管理体制，强化小城镇单体与中心城市、下辖村落之间点对点的互动，相对弱化原本市镇作为城乡补充节点的独立性。

 

2）在群体组织逻辑上，城镇群的基层结构由“多节点、小体量”转变为“少节点、大体量”。一方面，小城镇数量不断减少。以浙江北部平原（简称浙北平原）范围进行统计，在1918年共有市镇264个，大型集镇和中小型集市分别占56.4%和43.6%；至1988年，小城镇共计227个[4]；2020年，小城镇数量减少至154个[5]。另一方面，城镇用地规模和空间尺度不断扩张。蔓生的城镇挤压了河流水系空间，填河筑路、裁弯取直等工程影响了河流形态，打破了历史时期浙北平原河网递进的层级秩序。

3）在人地关系上，依附于河流水网组织起来的水乡城镇与地理环境基底关联性逐渐消解。

 

历史时期受制于生产工具和生产力水平，区域城镇群与自然条件紧密结合，聚落的选址分布、规模层级等体现了顺应中微观尺度下湖荡、沼泽、洼地、浅滩等丰富地形地貌差异的协同性，进而形成了水乡城镇风貌多元的在地特质。现代交通设施普及后，陆路交通取缔水运成为“城—镇—乡”之间物资、人口、信息要素往来的主要渠道，人地关系逐步偏离自然环境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在数十年来的城镇化进程中集中于强化经济社会子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建设、组织和调控。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历经剧烈变动，原生的空间结构平衡状态在现代城镇化进程中分解。对于江南地区的城镇营建体系而言，如何准确地认知和把握文脉特质，针对过去已经特化②的建成环境遗存进行有选择性地继承、有目的性地转型以及可持续地重构与再生，用于应对并助力当前美丽城镇集群建设的需求，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研讨。

 

1城镇群研究进展

 

人居聚落特质的形成离不开所在地域环境的塑造和滋养。中国作为农业大国，自农耕文明时期以来依附于水系而孕育了极具在地智慧的地区人居环境[6]，生态水环境和水文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其中，江南地区优越的水土基底，为人居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农业灌溉、水运交通、生活用水等便利性。自宋代以来，在人地系统的内、外部环境参数不断调控，以及各级子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竞争、协调、合作、优化、迭代等）下，江南地区城镇群呈现出有序高效的状态[7]。具体表现为早期聚落逐水而生并择址定居，占据主要地理区位（水陆码头、港埠要津、必经水道等）的生产资源（物资、能量、信息等）[8]优势而发展（表1），并在一定的宏观地域范围内集聚为水乡城镇群。

 

在宏观区域城市群体（urbangroup）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从经济地理、城市规划、城市景观等角度对于一定地域范围内指定城镇要素的空间分布、组合方式、网络关系等建立了各类抽象模型和假说，包括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9]提出的以商品市场为原则的中心地学说（centralplacetheory），美国社会学家Rozman[10]提出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urbannetworktheory），以及美国语言学家Zipf[11]就城市规模等级提出的Zipf定律等，以此解析人地关系框架下城镇群与环境基质之间的互促、协同、制约、限制等相互作用。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12]对清代晚期中国12000多个城镇进行区位空间分析，厘清城镇群的空间层次和隶属关系，建立以城市为核心、由多级城镇及其市场组成的经济社会网络体系模型。

 

此外，张京祥[13]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提出群体空间组合的有序竞争优势律、社会发展人文关怀律、城乡协调适宜承载律等规律。总体而言，已有成果多为基于区域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空间形态的宏观质性研究，较少聚焦于特定关键要素之间的“分散-联动”作用机制而给出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的多维论证。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浙北平原为研究区域，解析历史时期水乡城镇的群体格局，揭示江南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城镇群与水环境基质这2个关键子系统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收集历史地图资料和文字史料，对纸质地图进行电子信息化处理。其次，在ArcGIS地理信息平台中对扫描后的栅格影像图进行地理配准，在矫正地理偏差和定义现代坐标系后，提取城市、市镇两级聚落点位信息和河流形态信息。

 

再次，依据核密度分析、网络层级分析、类型拓扑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江南人地系统中城镇人居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水要素的组织逻辑以及“镇-水”要素的形态结构。最后，总结近100年城镇群演进的特点和趋势，为江南水乡城镇的统筹发展和高质量现代化建设提供在地借鉴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