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变化
按生态类型对调查记录的110种鸟类进行划分，除占比最高的鸣禽(共55种，占比50.00%)外，涉禽与游禽种类提升较为明显，分别记录有26种(占比23.64%)与16种(占比14.55%)，此外还记录到5种陆禽、4种攀禽和4种猛禽。其中调查记录的白腹隼雕等猛禽种类，进一步显示出修复后大浪坝鸟类食物资源丰富、食物网结构完整的生态特征，能够为消落带生态系统内部营养物质流和能量流提供多样化的渠道[26]。同时，捕食行为与营养级联效应能够对其他动植物种群数量进行调节，保障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能量转换过程[27-28]。
修复后的大浪坝消落带生态系统中，常年居留鸟类共记录46种，占比达41.82%。长期监测发现，斑嘴鸭、绿头鸭等鸟类的居留型已由候鸟转变为留鸟，并且长期栖居所修复营建的鸟类生境。另外，大浪坝所营建的鸟类生境，不仅能够为长期居留鸟类提供不同水位条件下的适应性栖息环境，也能为迁徙候鸟提供重要的食源补给、停栖环境，以及部分夏候鸟的繁殖场所，共记录夏候鸟24种、冬候鸟26种及旅鸟14种。
研究区内共记录筑巢繁殖及有幼鸟活动的鸟类12种，其中既包括棕头鸦雀、白头鹎(Pycnonotus sinensis)、远东山雀(Parus cinereus)、黑水鸡、丝光椋鸟(Spodiopsar sericeus)和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等留鸟，还包括乌灰鸫(Turdus cardis)、黑卷尾(Dicrurus macrocercus)、栗苇鳽(Ixobrychus c i n n a m o m e u s ) 、 红 胸 田 鸡 、 白 眉 姬 鹟(Ficedula zanthopygia)和虎纹伯劳(Lanius tigrinus)等夏候鸟。
上述结果表明，通过地形、水文、底质、动植物群落等多要素的协同设计，大浪坝原先单一、均质的消落带生境得到明显优化，“林泽+基塘”复合系统为不同生态类型和居留型鸟类营建了觅食、庇护、夜栖、繁殖等活动所需的高异质性功能生境，大幅增加了不同水位条件下的大浪坝鸟类种类丰富度(图9)，对鸟类多样性保育起到关键作用。
研究区内共记录筑巢繁殖及有幼鸟活动的鸟类12种，其中既包括棕头鸦雀、白头鹎(Pycnonotus sinensis)、远东山雀(Parus cinereus)、黑水鸡、丝光椋鸟(Spodiopsar sericeus)和夜鹭(Nycticorax nycticorax)等留鸟，还包括乌灰鸫(Turdus cardis)、黑卷尾(Dicrurus macrocercus)、栗苇鳽(Ixobrychus c i n n a m o m e u s ) 、 红 胸 田 鸡 、 白 眉 姬 鹟(Ficedula zanthopygia)和虎纹伯劳(Lanius tigrinus)等夏候鸟。
上述结果表明，通过地形、水文、底质、动植物群落等多要素的协同设计，大浪坝原先单一、均质的消落带生境得到明显优化，“林泽+基塘”复合系统为不同生态类型和居留型鸟类营建了觅食、庇护、夜栖、繁殖等活动所需的高异质性功能生境，大幅增加了不同水位条件下的大浪坝鸟类种类丰富度(图9)，对鸟类多样性保育起到关键作用。
4结语
大浪坝鸟类生境修复设计与营建是适应三峡水库消落带水位变化挑战的创新探索。本研究在顺应场地复杂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基于“环境要素一生物要素一空间结构”协同设计而构建的 “林泽+基塘”复合系统，既能在不同水位时期维持高异质性的鸟类生境，也为消落带鸟类群落提供了兼具栖息、觅食、繁殖及庇护等多种功能的生境条件。
经统计，研究区内共有鸟类15目44科11。种，包括7种国家级保护野生鸟类和6种重庆市新记录种，相较修复前，鸟类物种及种群数量明显增加，鸟类多样性持续提升。本研究提出的适应水位变化的鸟类生境修复技术框架，能够为三峡库区及其他大型工程性水库消落带的鸟类生境修复及生态系统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和可参考的技术范式。
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工程性水库消落带中鸟类群落多样性及其种群活动的关键调控因子，探究在复杂水位变化影响下的鸟类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学过程。基于科学定量研究，分析水库消落带鸟类群落的演变规律及物种过程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完善消落带生态系统修复与鸟类生境营建的科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