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的驱动因素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变动的驱动因素,使用2010—2019年北京16个区的社会经济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基尼系数是一个位于0~1的比值,传统的OLS回归无法确保回归线的预测值在[0,1],因此本文参照Papke等[29]的研究,采用fractionalprobit模型进行回归,该方法可以确保y的取值约束在[0,1]。在回归时采用控制个体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以消除不可观测变量所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
3.3.1模型设定
回归模型的设定如下:式中,被解释变量Giniit为区县i第t年的老年人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公园绿地的社会公平性;解释变量Xit为有可能对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因素;u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3.2变量选取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北京自2014年开始实施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等相对低端产业向京外迁移。为修补城市生态空间、创造优良人居环境,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理念的引领下,北京在疏解腾退空间上“留白增绿”,建设城市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小微绿地[30]。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面积小、选址灵活,在城市中常呈现离散分布的特征。
因此,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的建设不仅能增加公园绿地的供给数量,还能改善公园绿地集中式、规模化的供给方式,影响公园绿地的空间格局,进而可能对公园绿地在老年人中分布的均衡程度产生影响。本文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因此,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的建设不仅能增加公园绿地的供给数量,还能改善公园绿地集中式、规模化的供给方式,影响公园绿地的空间格局,进而可能对公园绿地在老年人中分布的均衡程度产生影响。本文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16]、政府财政能力[16]、居民收入水平[17-18]、产业结构[19]、人口密度[19]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公园绿地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动的重要驱动力,进而可能对公园绿地的社会公平性产生影响。
借鉴上述研究,本文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财政能力、公园绿地供给、公园绿地需求作为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反映;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反映,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上升,则表明产业结构在优化升级[31];政府财政能力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公园绿地的供给以公园绿地覆盖率来反映;公园绿地的需求以老年人口密度来反映。
为减少数据异方差的影响,对比例变量之外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老年人口密度2个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说明见表2。
3.4数据来源
选取老龄化率急剧攀升的2010—2019年(图2)为研究期限,研究北京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的变动及驱动因素。数据来源包括以下几方面:
1)2010—2019年公园绿地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的土地利用矢量格式数据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的公园绿地相关数据;
2)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的北京市高速公路、环城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市区道路、市区杂路及其他道路数据;
3)2010年各街道(乡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乡镇街道数据;
4)2011—2019年各街道(乡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据为估算得到②;5)表2中的各解释变量来源于2010—2019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1)2010—2019年公园绿地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的土地利用矢量格式数据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的公园绿地相关数据;
2)路网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的北京市高速公路、环城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市区道路、市区杂路及其他道路数据;
3)2010年各街道(乡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乡镇街道数据;
4)2011—2019年各街道(乡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据为估算得到②;5)表2中的各解释变量来源于2010—2019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