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管理是提高城市野境功能的3个重要途径

 

原生植物的回归和恢复是城市野境的前提。从表9可见，上海溶剂厂共调查到312种植物，其中原生种171种，占种数的54.81%，自生植物种数(177种)明显超过园林栽培种(135种)；距离上海溶剂厂1.5km的临沂公园共调查到86科178属218种植物，其中上海原生种82种，占总种数的37.61%，自生植物75种，占总种数的34.40%，而栽培植物占比65.60%，占比明显高于上海溶剂厂。

城市绿地往往侧重选择园林观赏植物，绿地养护也多清除自生植物与更新苗，并对乔灌木进行不同程度修剪，抑制野生植物的生长发育，难以形成茂盛浓郁的群落结构。而再野化的绿地植物更加丰富，通过自然适应和竞争过程，与区域生境适应性强、繁殖力高的原生物种更容易发育和定居，表明再野化是形成城市野境的基础。

 

再野化也促进植物群落自然发育，逐步形成多层复杂结构，提高物种丰富度，特别是水杉群落、香樟群落的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发育良好，物种多样性高；同时物种组成结构变化对土壤产生改良效应，促进土壤表层微生物的生长繁衍，土壤酶活性、有机质含量均显著提高，乔木群落土壤p H值均低于8.00[10]。可见，层次结构越复杂、物种丰富度越高的植物群落，土壤性状越好，再野化不仅丰富群落结构，也促进土壤改良，而植物与土壤的协同效应，更有助于植被的进展演替[15]。

 

 

野境植被存在外来入侵物种和恶性杂草蔓延，先锋性树种占据过多生态空间的问题，不仅生态价值低，也影响植物群落的进展演替，需要开展野境植被的科学管理。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喜旱莲子草、小蓬草等恶性入侵种，葎草(Humulus  scandens)等恶性杂草易形成单优种群，应控制清除；苦苣菜(Sonchus oleraceus)、苋(Amaranthus tricolor)等一般入侵种可以采取适当的保留和调控，增加地表植物覆盖，保留场地自然性；一些本土树种也会形成单优种群，如构树等，不利于其他树种的渗入和生长，应采取密度控制或创造林窗等调控方式，为其他物种提供生长空间，丰富物种多样性。

 

对 于 具 有 一 定 生 态 功 能 的 植 物 ， 可诱 导 植 被 发 育 ， 如 四 籽 野 豌 豆 、 白 车 轴 草等 具 有 固 氮 能 力 ， 可 以 改 良 土 壤 ； 茑 萝 松(Quamoclit  quamoclit)、珊瑚樱(Solanum pseudocapsicum)、马兰、望江南(Senna o c c i d e n t a l i s ) 、 棕 叶 狗 尾 草 (S e t a r i a palmifolia)、土人参(Talinum paniculatum)、虎耳草(Saxifraga stolonifera)、火炭母等鸟嗜和蜜源植物不仅能丰富城市野境的观赏性，也有助于构建野生动物友好型植物景观[16]。

 

 

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将产生更多的废弃地和棕地，成为风景园林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空间。早在18世纪埃德蒙·伯克就提出风景园林的美是富有“崇高感”和“敬畏感”的[17]，而工业与自然的交融是传统园林美学无法包容的气质，但它的崇高感却无与伦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纯自然力下的野趣[18]。利用工厂闲置的时间间隙，让绿地再野化，通过植物自然作用修复场地，再对再野化后的植物景观改造设计，以“野”为主导，让“自然”去设计，让“自然”去培育，形成“规划-野化-规划”的过程，不仅修复受损环境，还给城市绿地更多创造空间，挖掘特色本土植物，营造自然形态多样、生态内涵丰富的野境景观，重拾人与自然的亲密。

 

国内有许多出色的工业遗产改造案例，如北京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首钢园)、北京798艺术区、南京1865创意产业园、上海创智天地等，这些老工业区改建都侧重原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厂区景观营造还是选择人工主导的重新种植。不同历史时期绿地物种的选择和植物配置方式并不相同，老工业区留下历尽沧桑的建筑厂房和大烟囱，那些参天大树和自生植物群落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新的后工业植物景观也可以保留时代感，完善原有功能性植物群落，保护再野化进程演变的野境景观，丰富工业遗产旅游，体验沉浸式的后工业景观。

 

 

野境顺应地带性植被演替过程，呈现植被在时间维度的嬗变过程，成为城市极具地域特色的植物景观，能够更多地鼓励人们重新欣赏自然本真的状态，感受其演变与更替过程，引导公众的审美倾向[19]。曾经的荒野景观难以企及，满是粗糙和恐惧，如今人们对“野”的看法有所改变，

认为它浪漫诗意、自由洒脱，城市野境能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目酣神醉，更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怡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