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营造健康社区》的形成过程

 如何产生：《营造健康社区》的形成过程

 

《营造健康社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整合了几十年来有关健康与场所的研究工作，试图让它变得更具实用性。其中包括先前的研究简报与健康影响评估工具的开发，开展健康和创新社区的原创性研究，以及对循证实践优势与局限的探究。我与合著者曾作为规划师的实践经验也为这项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该书直接借鉴了已有的健康研究结果，基于实用性视角进行了 2 次整合梳理。在这些研究报道中筛选了许多独立研究与综述的文章，确定了证据权衡支持的关键发现以及有待探究的问题，同时，还考虑了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内容，以便为设计实践提供参考[5]。受到其他领域类似项目的启发，我们做了大量整合多项研究的工作。

这项工作意味着规划师与设计师可以利用一个研究领域中所有证据发现综合的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一两个高度公开但无法反映更大范围结果发现的研究。该整合工作的第一阶段成果——健康设计（design for health, DFH）规划信息表，是来自我在 2005 年左右在明尼苏达大学负责的第一个项目；而第二阶段成果——“怡城” （Health and Places Initiative, HAPI）项目研究简报，是 2015 年左右在哈佛大学负责项目的一部分成果，该项目主要关注中国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5]。

 

尽管每个研究领域探究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但我们的整合研究工作基本聚焦在几个方面：即使人们暴露在有噪声或低空气质量等有害因素中，也能免受其害的环境；让人们能够获得社区服务或社会互动等健康生活基本需求的环境；支持健康饮食和体力活动等健康行为的环境。由于研究结果参差不齐，一些问题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而另一些则相对缺乏，这增加了整合研究结果的复杂性。但最终这些对多项研究结果的总结构成了《营造健康社区》的主体内容。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已有许多作者在尽心撰写文献综述，为什么还需要这些总结？尽管类似的综述十分有必要，但它们涉及的内容范围较为局限。在实践中，设计师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应对更广泛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考虑哪些是真正适合规划和设计的干预措施。

 

《营造健康社区》中提及的策略也体现了我们在相同的项目中进行 2 次健康影响评估工作的经验总结，相关工作包括了制定清单、举办研讨会以及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 大尺度场地处理[6-8]。这些工作强调了找出健康相关问题的过程，让当地居民参与并理解具体问题，评估方案、策划和现有场所的健康效益。虽然这些工作内容的设定是为了评估设计与开发提案，但也能用于评估现有的场所，这种回顾性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的形式，也可称为健康评估（health assessment）。

 

在开发这些评估工具的 10 多年时间里，我担心这种措施清单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过度简化了研究内容。然而，从业者十分感谢能通过一种简单的方法评估他们所做的工作，尤其是针对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在历代工具中，我更倾向于快速健康影响评估（the rapid  HIA）。通过精心设计的研讨会形式，让来自不同领域及不同知识背景的参与者都可以对提案和现有的证据（如研究、项目调查及地方知识等）提出反馈。《营造健康社区》既借鉴了以清单为导向的评估要素，也参考了研讨会形式背后的想法，即把不同的群体和不同形式的知识聚集在一起。

 

 

我开始创建这类研究整合和健康评估工具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健康与场所的研究更容易在实践中应用，但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在健康研究领域，规模庞大的团队通常将一个问题拆分为许多相互联系且小而细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每个研究人员都只了解一个相对细小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各类问题和不同的环境因素都有可能是重要的。

此外，需要筛选大量研究来找出细微但重要的差异，关于“密度”（density）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密度差异会带来不同的效应，取决于具体的健康问题、场地及人群，这在关于紧凑型和分散型城市的争论中有所体现[9]。同样地，混合用地并不是对所有人群与健康问题都有益，一个高密度混合使用区，对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有助于他们进行体力活动与获取相关资源，但对于患有哮喘的老年人却是具有挑战性的。

 

关于体力活动和饮食环境的研究，让我站在了专业的角度看待健康研究的动机和实践。过往的工作使我明白外部环境、体力活动以及健康饮食之间的联系比最初预想的要复杂，这种复杂联系的呈现通常可见于研究文章中，而非媒体报道中。我意识到当证据的权衡起到关键作用的时候，去推广一项研究的内容在某些方面会有很大压力。

 

我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包括新城镇在内的创新型社区规划，这也是该书框架的核心。我对健康的兴趣源自可持续性设计，为此写了一系列有关全球各地社区规划调查的书和文章[10-12]，这些基于案例研究的项目让我深刻认识到采取创新方法来营造城市空间的必要性[13]。我对如何营造更好的场所以及创造什么样的空间的兴趣，促成了《营造健康社区》这本书。

 

 

最后探讨的是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最大的问题——即它如何以及是否能真正改善规划和设计的结果[14]，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目前循证实践的实施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从业者通常依靠自己所受的设计训练和实践经验做出决定，而不依赖于研究性知识，因而循证实践对他们来说没有吸引力；一个具有稳定扎实的研究领域可能与规划设计关联较少，这使得循证实践缺少实用性；针对一类地区或一个时间段的研究结果难以具有普适性；另外，一些研究由于缺少研究结果而无法发表，从而导致研究的不均衡[15]等。

 

但是，我在《营造健康社区》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即循证实践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该书的确解决了它的局限性。该书以过程为导向，让使用者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运用健康知识。同时，我们也阐明了现有证据的优势所在，以免夸大其结论确定性的程度。

例如，书中提出的 83 项措施根据证据确定性程度分类，即直接由研究证据获得、大体上由此类证据获得，以及可能有助于改善健康且至少不会损害健康的实践。我们还尝试解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决策的问题，并区分一些普遍的健康结果和行为。例如，对污染物的身体反应，个人、社会或文化方面的健康问题的比较[4]4-7。虽然物理场所对健康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而这也是该书的关键主题。

 

另一个问题与创造力和专业判断力相关。虽然一些从业者认为在研究现状和人与场地的各种问题时，循证实践会帮助他们更确切地知道怎么做规划，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创造力。该书和来自同一项目的配套书，尤其是戴维·玛（David Mah）和阿塞西欧·维罗利亚（Ascencio Villoria）[16]的《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与场所》（Life-Styled: Health and  Places），试图改变大家对循证实践抑制创造力的看法，提出健康证据概念化可以激发想象力的观点[4,  12]。在我较早的一本书里，我将公园设计中社会与生态问题之间的权衡，看作是不同类型的设计灵感来源，最终的规划设计取决于优先考虑什么。尽管项目中健康目标不同，但可以产生相同的效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