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的3个格局构建

摘要：【目的】京杭大运河是荟萃众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线性廊道。近年来，运河沿线各城市相继开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的基本建设思路指导下，迫切需要系统化的运河规划设计方法和运河文化内涵阐释表达方法作为支撑。

 

【方法】以叙事空间为切入视角，通过对相关叙事要素进行筛选与量化，利用地图叠加法和核密度分析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叙事空间进行分析。

 

【结果】获得各历史阶段、各叙事主题下的大运河叙事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结论】为基于文化遗产价值叙事性阐释表达下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空间范围确定、“一带两核八区多点”的核心区空间布局结构、游览线路规划、数字技术应用等提供了参考，为国家文化公园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和支撑。关键词：国家文化公园；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文化遗产；规划设计；空间格局；叙事空间

 

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将大运河列入首批国家文化公园试点名单。在传承和发展运河文化、阐释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并为民众提供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的核心目标指导下[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立足运河保护现状，以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亲近度，激发公众的记忆、想象和兴趣为具体目标，对运河文化资源和空间资源进行整合并开展叙事性及阐释表达的探索。如何深入挖掘和展示大运河历史价值成为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2]。叙事空间理论与方法具有注重故事与空间环境结合、擅于阐释历时性文化积累、追求环境中人的心理体验的优势[3]，充分满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对于遗产历史价值阐释的表达需求。

 

与传统的遗产保护体系相比，国家文化公园更强调对文化资源的综合保护及文化共同体的价值[4]。在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下，原本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文物保护单位转变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遗产集群。公园范围内文化要素的完整性、表达文化的公园空间完整性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制度下针对遗产保护的新要求。如何利用公园进行文化信息呈现也成为衡量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准[5]。

 

空间叙事是利用空间和场所进行文化信息传递的途径之一[6]，以空间物质要素为媒介，利用各种相关表达途径，向接受者讲述故事、事件、体验，接收者也可依据叙事媒介和个人的知识体系对空间进行自我诠释[7]。叙事空间理论当前已被广泛用于国内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城市遗产地规划方面的研究[8]。张楠等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故事论”[9]，强调对现有的叙事资源进行重新分类与分析，把握城市空间的发展特征和变化规律，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动态性观察与研究，探索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并设计独特的城市景观和空间形态。当前已有学者在沈阳[10]、厦门[11]、苏州[12]等城市区域开展了对该理论的实践研究。

 

叙事空间理论及方法起初被用于验证城市空间规划建构的合理性、定性式的保护边界划分[13-14]，随着量化数据获取、数据量化方法的普及，ArcGIS核密度分析、点模式分析方法成为界定空间结构的主流技术路线，被应用于城市公共空间[15-16]、传统村落空间[17]、传统街区空间[18]、历史景观空间[19]、历史城市空间[20]中有关物理空间的资源整合与空间结构规划的研究中。

 

在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叙事空间理论及其方法的应用侧重于叙事资源的整合和规律分析、空间形态的规划设计，文化内涵隐含于空间结构内。然而在国家文化公园的新体系下，文化阐释与传递的意义得到重视，除应解决边界划定、空间结构组织的基本问题外，基于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结构和资源组织，最大保留文化要素的完整性，强化游览者文化感知、文化认知亦是迫切问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拓宽文化传递、叙事表达途径的关键。

 

笔者提出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以线上线下叠合的方式，突破时空局限，拓展实体空间的空间叙事局限，增强游览者对运河历史演变和运河遗产全貌的叙事感知，并且聚焦于探索研究空间叙事视角下天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范围确定、空间结构构建、景区划分和旅游线路组织等规划设计核心问题，为游览者提供最佳的空间叙事和游览体验。

 

1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叙事要素空间数据库，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中将叙事要素抽象为具有空间信息的叙事要素点，对这些点的空间位置进行点模式观测[21]，并辅以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法（Ripley’sK函数，以下简称K函数）验证叙事要素点与运河的空间相关性变化趋势[22]，从全局的角度研究叙事要素在叙事空间中随着时间变化产生的分布规律，并揭示运河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形成原因[23]。最后将各要素调整为统一的参数标准进行叠加得到整体叙事空间结构，分析获取叙事空间的结构与特征、空间叙事要素的分布规律等，并采用重分类技术对叙事要素的空间聚集范围进行多层级界定，确定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叙事空间结构和核心区建设范围。

 

1.1研究范围

 

 

笔者以天津市京杭大运河本体及周边运河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将天津市内临河六区（南开区、和平区、河北区、河西区、河东区、红桥区）划为基本研究范围。其中包括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及通过三岔河口与上述河流连通的海河。通过对天津历史发展过程的追溯，结合城市空间发展演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将天津城市发展分为3个历史时期：元明清时期（1271—1840年）、近现代（1840—1949年）、当代（1949年至今）。由元代至当代的研究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华北平原运河体系成型后的发展历程。

 

 

为准确定位历史遗产在其存在时空的地理空间位置，需要以各类遗产要素所处时期的历史地图作为参考，提高遗产要素落位的准确性及科学性。因此，笔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图纸分别进行底图重绘。选择《津门治河图》《天津府图》《天津县城图》作为元、明及清中期时底图重绘的依据，选择《天津插图本史纲》《天津地图》（1903版）、《天津修建地图》《天津市街图》《津门保甲图》作为近现代底图重绘参考，最终获得各历史时期研究区域空间范围（图1）。

 

1.2数据来源

 

由于大运河文化遗产范围广、数量多、体系庞杂，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来源于多个途径的叙事要素数据（表1），为确保所选叙事要素的准确性、完整性，收集历史档案、地方志、诗词书画、小说书籍、舆图等资料，形成叙事要素原始数据库。以叙事要素与大运河在功能、历史、空间上的相关性为指标对叙事要素进行筛选，获得功能上维持运河通航、历史上因运河而衍生发展、空间上与运河邻近的空间叙事要素。

 

 

1.3.1叙事要素分类

 

叙事要素是能反映研究对象特征的，符合叙事空间要求的各类重大事件、人文、自然以及人工要素的统称[24]。本研究参照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五要素分类方式[25]，依据英国剑桥环境研究中心提出的叙事要素分类方法，将叙事要素分为自然、人工、人文及事件要素4个类别[26]。其中，由于自然要素变化很缓慢且微小，仅作为其他3类要素的自然背景。

 

 

依据发生学方法，将大运河上的叙事要素作为发展过程进行动态考察[27]，结合与大运河关联的叙事要素的属性、类型构建叙事要素关联度判别体系（表2）。对研究范围内千余个备选的文化遗产点中的叙事要素进行初步判断与筛选（图2），由于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实际的空间物质载体，无法具体判断其遗产点的位置，所以需要依据其关联的人工要素进行地理定位。首先以其发源地为首要空间载体，依次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位置、分店商号位置、继承人申办保护单位等空间地理信息进行定位。在研究范围内共筛选获得运河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24个。

 

按照属性（a）与类型（b）的内容并以搜集和挖掘到的相关史料为主要判别依据，对收集到的叙事要素逐个展开判断，判断叙事要素与运河的主要关系（c）是否符合判别体系中对应的关系内容，将不符合判别条件的要素筛去，并将符合要求的要素加以整合，得到与运河具有直接关系的叙事要素（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