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高高瘦瘦,颇有些浪漫文人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喜欢戴一顶帽子,一副墨镜,看不出墨镜后面的眼神蕴蓄着什么喜怒哀乐。也许是文人的缘故吧,不容易掩饰自己的真实内心,他需要借助墨镜;也有人说墨镜只是为了保护他受损的视力,然而终于给人一种不易亲近的印象。
周瘦鹃原名祖福,学名国贤,瘦鹃是他的笔名,一只泣血杜鹃的形象。望帝春心托杜鹃,啼出声声带血的哀鸣。一天深夜,周瘦鹃从爱莲堂踅出来,畏葸地望着月下的紫兰小筑,花花草草沐在入水的月色中,白天红卫兵疯狂的劫难已经平息,凌乱狼藉的花草在呻吟,院子里一口古井,月映在深湛的井水里,明晃晃的,透出一丝清凉,仿佛有一股无言的召唤。
第二天,周瘦鹃失踪了,经过寻找,发现他在井中载浮载沉,救起来,自然已经只留躯壳皮囊了。那一年,他74岁,最小的女儿8岁。那是1968年8月21日,距周恩来总理1963年1月31日来访,不过5年有余。
一
1963年,可以说是周瘦鹃人生的一个高峰。自这一年起,当时中共的高层领导都一致地关注起了周瘦鹃,不是一般的进京召见,而是纡尊降贵地到苏州的一条小巷——王长河头采,拜访,这就颇不寻常,甚至毫无先例可循。先是周恩来、邓颖超,然后是朱德、康克清,还有叶剑英、李先念……他们一一叩响了深巷中那扇不起眼的木门,踏进一个与外界喧嚣红尘迥异的花花草草的世界。他们不但在贵宾纪念册上题词,还漫步紫兰小筑,赏爱名贵的兰花、书卷气的盆景。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一莅临,他们想向外界透露一种什么信息,不约而同地到苏州一位老文人的花花草草中找寻什么呢?不管怎样,对周瘦鹃来说是兴奋的,有些受宠若惊,他把毛泽东赐给他的芒果、烟卷小心翼翼地供奉着,只差望阙叩头谢恩了。芒果烂了,烟卷霉了,还是恭恭敬敬供奉着,俨若神明;他把朱德送给他的《兰花谱》毕恭毕敬地放在自己的枕边,成为他睡梦中最好的守护;那本有着众多题词的纪念册,更是他常常向来宾炫耀的资本。他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祖上从没有如此辉煌过,到他这一代,真正光宗耀祖了,浮世的虚名、房产、花园都有了,这是历来苏州人毕生的梦想与追求,是欣慰,同时也有隐忧。时代脱胎换骨的变迁,把固有的价值判断全盘颠覆了,他的思想缺乏一种依托,觉得跟不上时代,于是在疲累中竭力紧跟,气喘吁吁的。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周瘦鹃都在战战兢兢中安然度过了,至多谨慎地发发言,表示自己并不落伍的态度。他的小园为政界高官、苏州的文人和外地慕名而来的文人开放。在文坛,他是老前辈了,却从来不摆架子,因为他知道自己过去的文章与时代格格不入,是“鸳鸯蝴蝶派”,来的文人都是小辈或新进,他不倚老卖老,总称某先生而不名,对每一位来临的贵客都礼貌周至,同时却儡隐保持一点若即若离的距离。忽然,“文革”开始了,首长绝迹不来,爱好花草顿时变成了一种罪——小资情调,周瘦鹃从一种极高的宠遇中跌落,惊慌得不知所措,世事的变化让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着某种湔雪不清的“原罪”,他长时间地自责,怔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往昔千万字的文章已经不能给他丝毫安慰,对花花草草的爱好原本是发自内心的,如今的情感却复杂起来了,光荣曾经属于它,也因此给他带来羞辱。
在造园艺术上,紫兰小筑在苏州这个园林城市中其实不算什么,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苏州存世的100多处园林,差不多每一个都有着辉煌的历史,却没有一个有着紫兰小筑那样绚丽的当前,因了别具特色的盆景和他的主人。其他园林大都已收归国有,正在喧嚣中趋向没落,而紫兰小筑至少在当时稳固了它的辉光——有多少金色的日子,永恒地记录在一册册签满各种英文、日文、法文甚至一些其他外文的纪念册上,纪念册上还有那些更为赫赫的名字,一连串印象深刻的往事闪回,一遍又一遍,仿佛是当年电影院里电影开场时必定播放的新闻记录片,确实也够作记录片的资格。作为东道主的周瘦鹃,在这里究竟接待过多少伟人,让多少伟人在紫兰小筑中留下了墨迹与音容笑貌?没人统计过。夜色似水,往事如烟,回想使他心潮难平。
二
让时间回转到20世纪初,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上中下三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这是周瘦鹃用文言体翻译的,内收49篇46位欧美作家的作品,很多都是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这部厚厚的浅绿色封面的译作,被时任教育部佥事、正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周树人《作者按:此时周树人尚未有鲁迅这个笔名)看到了,真是心有戚戚焉。周树人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关注过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出版过上下两册《域外小说集》,当时少有呼应,如今周瘦鹃也有共同的趣味,使周树人仿佛遇到了知音。虽然这册《丛刻》照例缺乏广泛的读者和轰动效应,一如《域外小说集》受到大众的冷落,但共同的嗜好使周树人感到心灵的温暖,他给予《丛刻》很高的评价:“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树人还促使教育部以该会的名义颁发了嘉奖,这是翻译大家林琴南无法得到的,却给了才22岁初出茅庐的周瘦鹃,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给他漫长的文学生涯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墓础。
周瘦鹃的文学活动还可以追溯到更前,1910年,16岁的他将《浙江潮》杂志上一篇法国将军的恋爱故事,改写成多幕剧本《爱之花》,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不久就被春柳剧社采用。短篇小说《落花怨》也在同一年的《妇女时报》刊出了,于是“我那五十年的笔墨生涯,就在这一年上扎下了根”。
自从在20岁出头因为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受到鲁迅的关注和褒奖后,他一直在文人的圈子里周旋,和周围相处得不错。民国初年,周瘦鹃一度涉足文明戏的演出。文明戏是那种只有一个故事梗概,让演员在舞台上自由发挥的、近代话剧的先声,需要演员极度投入剧情,才能几个人配合着演下去。疏漏是免不了的,但看客不计较,因为大家无暇考虑。同样一个剧,可能前后两次的演出毫不相同,好在都是可以动动笔的文人,有急智,戏就这样演下去,直到落幕。这种热情不可能持续很久,随后他投入了另一种事业——办杂志。施蛰存、戴望舒等人曾向他投稿,张爱玲也穿着奇装异服踏上过他的小楼,但不过是短暂的磨合,不久就因为趣味和认识的异趋而分道扬镳了。周瘦鹃忙着创作、翻译与编辑,很少有空思考其他的事。在文人朋友的眼中,他是一个钟情的爱者,被称为哀情小说的巨子,因为青年时期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他所爱的务本女校的周吟萍小姐(周小姐的英文名是紫罗兰),因为父母嫌贫爱富,他们的爱情被生生拆散了。从此,他终身喜欢着紫罗兰那略带些暧昧色彩的草花。他在《一生低首紫罗兰》一文中说:“我往年所有的作品中,不论是散文、小说或诗词,几乎有一半儿都嵌着紫罗兰的影子。”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趣味,喜欢哀怨悱恻的爱情题材,把自己哀惋的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表现事件无数计的变相。他终于没有顺着鲁迅指引的路走下去,与他的朋友们走了一条与当时作为主流的左翼新文学不同的道路。也许对他来说这是一条更适于养家煳口的,更符合自我兴趣和发展的道路,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